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人身经验写历史，纠缠更多。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学第一位任法国大革命专题教授的奥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门徒马迪兹（Albert Mathiez）在本世纪初年的辩论。法国大革命的后期，过激派以丹东（Danton）、马拉（Marat）及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为领导人物，马拉被女刺客刺杀之后，只剩着丹东及罗伯斯比尔。在奥拉德看来，丹东是英雄好汉，罗伯斯比尔则既虚荣又是书呆子，于是以他个人之好恶，决定革命之途径。马迪兹则强调罗伯斯比尔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诚意地为小民谋福利，丹东倒是贪污好货，随时可以出卖革命。他们所著的专书不说，又任教职、编辑专刊各数十年。此外撰写大革命的各种专题著作，也近数千百部，动辄十余册，而琐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栋。本书脱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监狱暴动200周年，法国人士正筹备在纪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预料此时写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满目。我们读他们著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继，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评论？
可是历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境域，我们涉猪其间，各人的目标不同。在我们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共通的题目，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如果我们放弃这段题材不顾，则本书以前各章的事迹无从交代，以后的发展也不便阐扬。在这种国际性的注意力之下，我们所企知的法国大革命，有其示范作用。上章说到美国、日本和德国过去缺乏中央体制，所以新体制之创造，阻拦较少，已给我们预先安排一种假说之中的借镜，所以我们的观察集中于18世纪末期，法国突然改组时，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而不着重人身方面之情节。兹举一例于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图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带传奇性的一段插曲。本来计划周密，初步突破难关。只是一离开巴黎，一行人放松戒备，国王两次被识破，车行亦不能保持预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预备接应的人员不得不撤离岗位，马匹也已遣散。国王抵达华伦内（Varennes）时已黑夜，在此的迟滞是被截获的一大主因。华伦内已去边境不远，也有奥军准备接应。事之不成，诚然令替国王、王后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历史家内心也不免忖测：若是天假其缘，使路易平安抵达边境，以后局势将起何种变化？可是这种空想不仅无益，反而可能产生错觉。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日法国的问题，已不是加强或甚至改革国家之高层机构所能解决，在这情形之下，国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国大革命有其幕后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复杂又磅礴，当时无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决不会有如此众多的革命人士与所谓反革命派先后被送上断头台。而且这些酝酿的因素出现既突然，在每一阶段逗留的时间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励各人立即争取主动。勒费弗在叙述1789年10月，巴黎妇人强迫路易自凡尔赛宫迁居巴黎时，写出：“没有人能够梦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见得时人总以为当日的细雨微风已如未来的巨浪与狂飙。
路易十六曾被历史家指摘为意态游离。最初他有机会出走而不愿脱逃，因为逃避责任非王老气概。巴黎不稳定时，他调兵入防，也有压制议员的情势，可是他被乱民威胁时，又不肯动武。他多次谋算王后，临时又改变主意，只有最后丧身于断头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细分析后，我们认为，其缺乏决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局势不能明朗化。而他对各方的责任观念，互相冲突，亦不可谓之不真。当革命初开始时，各人无法预知其牵涉之广，即有少数人作大刀阔斧的看法，日后证明其眼光仍过于狭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进而至君主立宪，又前进一步而成立民国，再进一步修改整个人类的文化，上至伦理宗教，下运历法及度量衡，最后改变而军事独裁，又受国际干涉，其余波振荡几十年。在这情形之下，我们更只能体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绰号“老虎总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说，“革命是一个整体，一个大方块”。因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这也等于说集体的责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单独各人的责任重要。也因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与法国无直接关系的国家（如中国）之历史衔接。
责备路易国王之不智不勇，等于责备罗伯斯比尔之不义不仁，更等于责备拿破仑之不忠不信。罗伯斯比尔穿浅蓝色外衣，着贵族型马裤，头发敷粉。他的亲信同党圣约斯特（Saint－Just）戴耳环，丹东和外国交涉时渗入个人利害，至少是不诚恳的。可是拿破仑也曾被指责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女性结婚，靠裙带关系升官。至于说到以革命起家发财，则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统统裂土称王，或带贵族头衔。而拿破仑在国外的掠夺也不曾公开交代。总之，道德是真理最后之环节，人世间最高品质，一经提出，即无回转余地，故事只好因之结束。以上之评论与指摘，都没有接近我们企图审察的主题。大革命企图重订人类道德的标准，其记录不应当先被道德问题分割。我们再引用勒费弗的言辞：他说：“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他不能解释事故。”
以下是我们对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术的立场，并在议论中追述革命过程中最基本的事实：大革命之发生，一般认为开始于1789年。其实前一年巴黎的议会（parlement）否定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着国王召开三级会议，已在序幕之前，发出了一个贵族及特权阶级不受节制的先声。此中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大革命之发生，并不是某一阶级与另一阶级发生致命冲突，而是各阶层间、各地区间、各种利害错综重复。以后革命者倒能看清阶级斗争实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以后这样的作法，也见于俄国与中国。
法国之议会与英国之议会（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区设立，不是立法机关，而像高级法庭，也保持类似中国唐朝“门下省主封驳”的作风。所有法令一定要经过议会“登记”，才能生效，于是各行政机关不能置之不顾。而且承封建制度遗绪，司法独立，非特别强有力之君主无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议会与路易十六的行政机构对立，即酿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时国家的财政也陷入低潮，原来，18世纪法国的军事政治力量虚有其表，国家靠借债度日，军队也靠德国与瑞士之雇佣军充实行伍。以前几次的国际战争不是惨败，即是胜负未分；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也算战胜国，却又兜上一笔蚀本生意。同时，财政的困难也不能由内部解决，因为宫廷的开销不及预算6％，而公债摊付的利息即超过预算之半。
当日法国的人口，据估计约在2300万至2500万之间，巴黎即超过60万，以法国资源之富，如果经济组织有条理，其国计民生较之邻国，如英国、荷兰，不应相形见绌。而且法国的国民经济已有起步的基础。重商政策自17世纪以来，经过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贝特（Colbert）锐意提倡，法国的造船、海外贸易、纺织、玻璃工业和奢侈品的制造，都有长足的进展，股份公司的组织也和其他先进国家大致同时，巴黎的证券交易所经手投机生意，则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时期”被停封为止。可是在法制上，这些新经济因素未能结合成一个自行调节的结构（在我们的眼光内亦即是资本主义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于官僚组织的呼吸之间。后者可以将各种经营特权公开贩卖。现在看来，“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业不能与农业归并为一元，其财富基层脆弱，利益只泽润于一部分人口，与德国落后的情形（详第六章）相比，过犹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级会议，说明法国实有三种体制。其原则有似中国汉初吴楚之乱以前的封建与郡县并行，复杂则远过之。第一级（First Estate）为僧侣，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为数不逾10万。他们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统、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产，很多主教方丈实际上是各村庄的领主。僧侣既视察全部信民的养生送死，也管辖到他们的婚姻与遗传，兼及教育与慈善事业。第一级不向国王付税，但是传统上经过磋商自愿地向国库捐助，有时担付国债利息之一部分，唯无成例数目。
第二级为贵族。总数也不过40万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原来的武士阶级，有些追溯到中世纪前的德国血统，有些则是后来加封。另一种是各级法庭的法官、地方经理的首长，大体出资捐官购买。18世纪末年法国的贵族极为混淆，有些极富，有些极贫。一般爵位由长子继袭，可是也有新贵族头衔，只及于受者本身。海陆军军官由贵族领先，有时身份即包括特权。过去的观念凡贵族即为庄园的领主，这种情形已不存在。因为法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有时候整个庄园落入平民买主手中。可是封建体制没有全部取消，有些贵族仍为领主，仍开设庄园法庭。据估计大革命前夕，法国约1／5的士地仍在贵族手中。他们除了向农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坚持其水利权、矿产权与种树权和狩猎权等。
贵族无集体组织的机构，向他们抽直接税极为困难。一方面这也由于法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历史的发展使法国领土的中央区域早期就属国王，中央政府派驻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边疆的各单位，在归隶时与国王定有契约，内中也各有世袭性质的地方首长和代议性质的地方机构从中主持，税收还待磋商。而且庄园制度的继续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