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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1789年收成良好，粮食问题也一度解决，紧张的空气业已和缓。那么何以以后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开，而且内战与断头台上之不断流血，仍在3年以后产生？
国民大会决议接收寺院的地产，废除什一捐，将各种封建义务解除，人身的义务亦无条件废止，土地的义务则以代价赎取。又通过了“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扬“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统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权力，仅在共同的功利之条件下产生社会上的差别”。此外又列举这些权利为“自由、财产权及抵抗压迫的权利”。公民一体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宪法则将公民分为“现役公民”及“非现役公民”二种，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赋税，享有选举权。1791年召开的立法会议，即依这样的程序产生，其组织为一院制，所以没有贵族平民的区别，僧侣更不在话下。国王对立法会议通过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决权（立法会议两年一届，国王对同一法案可以在两届否决，所以否决有效期间共为4年）。应付当前的财政问题，则决议发行一种纸币，称为“交付券”（assignats），以没收寺院之地产作担保。
看来这些条款所包括的改革极为广泛，其步骤则和缓而带妥协性，为什么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其中必有蹊跷。
废除封建特权，并非在国民大会里经过详细审查与考虑而通过，而是少数预谋的人决定在傍晚5时开会（1789年8月4日），会议延长到清晨两点而获得表决，其辩论的程序也预有布置。像这样一种重要的改革，务须有关的人大部分承认这是众望所归，积极进行，才能希望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可是事实上立法时，就希望其行动有如“魔术”，所以宣传的成分多，实际的功效少。这时候，法国残余的封建因素并非整体的可以耳闻目见，而是在农村中渗入各种经济生活之中，如“声望”即附带着特权；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义务与土地义务不可区分；不少封建特权出于霸占，又有一些出于契约。即让农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价赎清，技术上也困难重重，况且有些土地又经受领人佃让与人，更不知何人可以占得便宜，领主则借口除非收有赎金，特权仍保持如旧，并且东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国民大会一纸法案，只产生了千般万样的纠纷。有些农民争取法案给他们的利益，一直纠缠到1793年，其情节即是一种“道地的内战”。
没收寺院地产、废除什一捐好像轻而易举，可是后来牵涉更广。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们手下的收入，国会就决定对他们发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员成了政府雇员。又因为此时整理全国的行政区域（参照上节法国行省有中央及边区的分别），全国领土各按境内山河划为大致面积相等之行政区（depart－ments），于是旧的主教区裁撤，新的主教区与行政区重叠。在政教合一的方针之下，国民会议于1791年通过“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规定主教由选民推举，不再由教皇认可，并且所有僧侣要宣誓尽忠于国家。一位现代作家认为这一举“中断了全国的团结，内战于是开始”。
一般非信徒甚难掌握此中奥妙。罗马教会由基督授命于保罗而产生，主教千百年来衣钵相传有天神降命于人的意义。很多宗教人员已经觉得裁减主教人数、更改他们辖区之不当。因为在神学的立场上讲，这些措施已经污亵了他们的神圣使命之根源。至于向人间政府宣誓，等于将所有的主教方丈改业为政治指导员。一部分僧侣比较达观，觉得为主服务和民事管理可以视作两途，但是赞成宣誓的少。160个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后来教皇斥责“组织法案”，更加深了法国内部的分裂。爱国人士责问，何以堂堂法国人要受命于意大利。抗拒宣誓的神父叮嘱信民，不要被这种犯天渎神的政府误入歧途，甚至主张他们不要买卖寺院之地产，不向政府付税，自此法国之天主教会分裂为二。路易十六之企图出奔，近因在宗教。出奔前两个月，他曾想参与一位正规神父所主持的弥撒，被巴黎的市民阻挠而作罢。最后他更因否决惩罚违命的僧侣之法案，与大批革命人士不相容。
路易在华伦内被截获，送回巴黎之后，国民大会企图避免内战，仍让他担任消极的国王，声称他被绑票，处决计划逃亡的人物了事。但是法国高层社会人士纷纷避难他邦，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1789年情势不稳时，两个月之内政府批发了20万件护照，虽说有些持有者只在国内旅行，但多数流亡国外。这种情形迄未停止。1792年正规军内2／3的军官都已离职。因为这些领导人物之离散，社会更不安定。流亡者（emigres）集中于比利时、意大利各处，但是以在德国莱茵河上的科布伦次（Koblenz）的一个集团最带威胁性质，他们也和不受命的僧侣联系，有引导德奥的王室侵入法国，推翻革命的趋势。在这情形之下，路易的奥国王后成为他在中外观感间的一种负担。旁的问题不说，单是在宗教和流亡者两种关系之下，路易十六想做消极性的国王也不可得。
1792年巴黎群众的蠢动，不是由于年岁的收成不好，而是因法币贬值，一般农民宁可背粜，不愿接受不值钱的交付券。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法国自1789年以来的基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即如类似纸面上的法案也和“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一样，只能算是一种计划和一种企图，不可能立即实现理想。这种未曾受定的局面，一遇局部危机，就会江河日下而不可收拾。
法国大革命曾被解释有它本身的逻辑，内中群众与权力和崇高的理想不可分割。即革命者不容易从他们的人身经验一眼看出，而只能够在事势逐渐展开时，理解体会。本书接受这种观点，并且将之扩大。大革命发生时新闻报纸初出茅庐的煽动群众，即作者和主编也不免为他们自己的辞藻所蒙蔽。最近100多年来的进展，却使我们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远胜于18世纪末期。而且像法国大革命这样伟大的事迹，其包涵既多，内中不少的因果关系可以前后倒置。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以后业已发生的情事和业已证明的史实追溯回去，追究当日酝酿的情形，分析各种行动的动机。
可以简要地说，1789年法国所遇到的困难，乃是环境需要立即采取一个用数目字管理的方式，首先则低层机构中各种经济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而此时法国却分为无数大小圆圈，错综重叠。各种人文因素也彼此牵制。经济改革牵涉到政治体制；僧侣的组织也涉及群众的安全。表面看来一个简单的要求，实际有等于一只动物之脱胎换骨。而这动物在改造期间又仍要穿衣吃饭，以致更难。
从法国革命之前后看来，这当中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及宗教信仰。因其范围大、时间短，当中无法避免暴力。革命初期希望凡事妥协，有意效法英国之光荣革命（详第四章），后期则凡事不妥协。如果国王暧昧不明，其存在足为国事之累，则将国王送上断头台。如果外国有干涉之意图，则索性由法国作主，向奥地利、英国和西班牙宣战，并转守为攻地进兵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如果封建余存的因素纠缠不清，则将政权特权一律无代价的废止，直接实行耕者有其田。如果僧侣不肯宣誓，以致法国的天主教会分裂，则索性不承认耶稣基督，而另崇拜一个自然神论之“最高存有”（Supreme Being）。如果反革命的人物可能滋事，不守经济法规的人物可能影响社会秩序，即宣布“嫌疑犯法案”（Law of Suspects），一连拘禁30万人，很多不经审判而送上断头台。写到这里，本书也要仿效西方的历史家附带声明，叙述这些事之因果，并不是赞扬提倡。只是这一串事迹之逻辑与因果，非常明显。法兰西要给自己创造一段新生命。
将旧有体制全部解散一切重来，其胆量值得钦佩，可是也在心理和行动上沾染着极端可怕的景象。所以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会用一两页针锋相对的词语，重复地叙述当日矛盾。我们试设想：旧的组织制度既已推翻，此时既无尊卑长上，也无合法与否，其合理与否，由各人作主，这是浪漫史的最高潮。同时把人类退化至原始时代，是一个令人心栗令人惶惑的境界。
预示此种情况，有卢梭（Rousseau）所谓“高贵之野人”（Noble Savage）。其为高贵，则是不染世俗上奴役旁人和剥削旁人之恶习，其为野人，是不受假惺惺的文教所拘束。恐怖时期巴黎不少妇女边在编织绒线衣物，边在观赏断头台上的流血，甚至投井下石，对受刑的人加以凌辱、嘲笑，有近于所叙解放中人物。再叙述得彻底一点，这时候法国已近于霍布斯的初民状态（详第五章），亦即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除非有“巨灵”（Levia…than）出现，由一个全能的政府作仲裁，否则每个人都有死在暴力之下的可能。1792年9月巴黎暴民到各监狱行凶，将1000多囚人当场打死，事后到巴黎公社领取酬金。引申霍布斯之学说，则当时联军攻下凡尔登（Verdun），法国国都看来危在旦夕，群情恐惶，一般人都相信囚犯将为联军内应，于是对他们行凶，也算是自卫。
根据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追述革命进入第二阶段的情形：巨灵既为国家主权人，不能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已无从由旧体制承袭，有待创造。所以其组织不能循理合法（要是合法就无需革命了）。以上各种条件注定其组织者为少数人物，首先以阴谋发难。
1792的革命，由雅各宾派（Jacobins）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