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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五卷，第12—13页。许多明史学者认为《心史》是部伪书。吉川幸次郎：《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不问国事》，第11—12页；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76页。
② 清初作家经常根据元代进行类推。如兰德彰在评论顾嗣立的《元诗选》时所说“顾嗣立似乎认为，他所了解和热爱的文化会在清人统治中国期间继续存在下去，而这个阶段，再用类推法看，证明是短命的。”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与中国17世纪后期的忠君主义》，第3页。他还评论说，“一旦斗争结束，文化主义的概念就会使汉族人民参与新的汉满政体，以保证他们的文化普遍性与连续性的信念。”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57页。
①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三卷，第1页。遗民一词出于《诗经》，可被解释成“残留之民”。遗民常与忠义相区别，后者是忠君殉难者。见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78—379页。
② 关于“渴望逃避现实的压迫”，见欧久·巴比特：《卢梭和浪漫主义》，第72页。关于顾炎武的旅行和1670年的被捕，见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管理实践》，第31页，彼得森也认为顾炎武的忠君思想模棱两可。“满族的征服为顾炎武提供机会来证明在外界确定的基础上道德的不屈姿态……他拒绝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希望避免加入激烈的社会竞争，因为他已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在这种竞争中取胜了。相反，他致力于选择一种可能的方法来赢得名声，作为贤人的义子，这一名声所带来的成功之于他应该是义不容辞的，无论他动机怎样，明朝的灭亡是顾炎武彻底改变生活的时机。”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一篇，第152页。作为逃避现实的手段而去旅行的主题，也可见于忠君复明分子画家龚贤的诗。《明遗民诗》，第330页；参见杰罗姆·西尔伯格德：《龚贤的绘画与诗歌的政治意义》，第564页；《龚贤柳林自画像》，第7—10页。当然，旅行本身是我们所能想到的中华帝国晚期文人生活风格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15世纪以后。蒂莫西·布鲁克：《迷途指南》，第41页。洛弗尔指出：“确实，人们难以想象在历史上的一个社会里，旅行在一定社会等级的生活中，扮演了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那样意味深长的角色……在一种屡屡受到失望、分离和猝亡的打击的生活中，他的想象力在把人作为一个生命历程中的旅行者的无边意想中得到安慰。”欣奇恩·洛弗尔：《选择与再现》，第63—64页。至于中国文人花在旅行上的多得惊人的时间——旅行被视为一种毕生的活动——见李济：《自然之爱》，第5—6页。
① 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2页
② 阎尔梅的抒情诗在20世纪仍为徐州人民所知。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40页。
③ 阎尔梅当时与一个名叫陶羽的家产丰盈的地主住在一起。
④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九卷，第29页。
⑤ 彼阿佐利：《万寿祺》，第158页；《归庄集》，第547—548页。
⑥ 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四卷，第6页（作者谓万寿祺《病中风雨》一词大部分失传，有误。此词有个别字脱漏，但全词基本完整——译者）。
第十一章 北方的最后平定
职即星夜渡河西巡，一目沙漠，另一世界。百里断烟，山不产材，地不生禾。沿途止有番人，前后围绕。
1650年张中元自甘肃走廊所上揭贴。《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
1647—1648年冬季，平定叛乱的官员们发来的辉煌战报助长了清廷中的宽慰感，然而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多久。1648年春，满人的时运突然逆转：朝廷认为已经控制住的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再度爆发叛乱。这一逆转与金声桓、李成栋倒戈扶明后中国南方复明活动的复苏恰好相合，甚至可能就是它的直接后果。
天津一带是北方首先爆发叛乱的地区之一。雷兴曾试图平定这一带的混乱，但在1644—1645年起义之后，混乱状况却一直存在。事实上，1647年夏天，山东的前明刑部尚书张忻屡被“土寇”所败。他因掩饰败绩，被降为直隶巡抚。①他的继任者李犹龙很快就意识 到反清力量是多么根深蒂固，多么危险。特别是那些声称他们代表着明皇室者，尤其如此。1648年3月，在天津以南靠近山东边境的庆云，一个贼首宣布自己是熹宗皇帝（1621年在位）的嗣子。此人真名叫杨思海。三河地方一个姓张的妇人也参与进来，自称是熹宗之妻。反清分子又联合了另一个名叫张天保的贼首，刻制明朝印信，打起明朝旗帜，招兵买马，把李犹龙打得惨败。三个月后，即在6月份，李犹龙和总兵苏屏翰又派兵出击，但只是使复明武装略受损失而已。此年8月，反清分子又一次合力攻打天津之南大运河边上重要的县城静海。这一次，李犹龙抓住了几个叛乱首领，不过他已经开始认识到，零敲碎打的镇压措施只会把天津地区的事情搞得更糟。李犹龙依靠户部侍郎王公弼的支持，提出对反贼应兼行招抚，并收编了一些反清分子。这一着并没有能够遏制叛乱。1648年9月18日，李犹龙和苏屏翰声称根除了天津以东的许多反清分子，但李犹龙不久就因与其前任同样的原因而被撤职了。反叛分子继续扰乱这一地区。直到1649年，朝廷才派出“大军”，增强天津戍军的兵力。①
① 《世祖实录》第三十四卷，第3、18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3页。张忻于1645年应荐出任天津巡抚。他于1647年8月9日被黜，此后不久以疾引年致仕。其子张端也被列入《贰臣传》。张端是由山东巡抚王鳌永推荐担任高级职务的一位山东士绅。与陈名夏一样，张端1643年进士及第，供职于弘文院，后任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4—15页。
① 《贰臣传》第六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3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1页；参见《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7页。
榆园军
尽管天津起义引起了朝廷相当大的恐慌，但比起不久后出现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榆园军来，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榆园军是 好几支复明武装的合称，他们活动在山东西南部沿河北、河南边境的曹州森林地区。多年来，武装匪帮一直穿越鲁冀豫边界，进攻河北（北直隶）大名府的城镇或河南开封周围的地区。①只要这些袭击是零星的偶发事件，清政府就仍对它们采取容忍的态度。然而，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来自曹州的一支大规模武装力量真正占领某个县城，并且与河北、河南这些邻近省份的叛贼或复明武装联合，也与当地匪盗结盟。在这种情况下，沿着大运河并经过河北大名府的国家交通主干线就会受到威胁，政府对冀南、鲁南和豫北地区的控制就会由此陷入危境。
这种威胁在1648年阴历四月（4月23日至5月21日）成为事实了。当时一个名叫李化鲸的榆园军首领从曹州出军，围攻了跨越河北边境的东明城。由于当地反清分子起来响应，李化鲸夺取了东明，然后回军鲁南。到夏末，他又在鲁南起兵，攻占了曹州城及周围的曹县、定陶与城武县城。②当山东乱党西进越过河北边境时，当地群盗也合伙攻击清丰、南乐等城。这些县城靠近军事重镇大名，当地的武将士绅虽然能够击退义军，但清军的伤亡惨重。③在另一个方向，反军打到山东中部，袭击巨野城，从8月30日到9月5日围攻巨野，直到被清朝的援军赶跑。④在南面，李化鲸的人马越过河南边境，渡过黄河，袭击归德。在开封附近，9月20日河北叛将刘之炳包围兰阳城。⑤不久整个靠近开封的黄河北岸落入叛乱 者手中，封邱城成了范慎行所率曹县军队的据点。此人据清政府塘报称，初系十足的“土寇”，后“起为盗”。①
榆园军据说总共有2万人，实际上是由20多个独立营盘组成的联合团体，每营约有1000人，散布在三个省份。②据塘报的描述，他们的营地安在设有内堡的大型设防寨楼里，有大炮守卫，甚至包括佛郎机炮。③堡垒顶上常常装饰有大幅白色旗帜，叛乱者携带女人和家畜一起住在营地里。当满蒙部队进攻叛乱者的防御工事时，有时干脆就将城堡烧成平地，把所有人都一把火烧死。有时他们也讲区别对待，只杀死男人，而把家畜和女人分给自己的士兵。他们很少容纳俘虏，绝大多数人都在当场受审后斩首示众。④
榆园军各营在对满蒙汉官军的共同斗争中联结起来，这种联合也凭借于这个营与那个营之间的一种松散的联盟。例如，通向曹县的要道被两个重要叛军营盘所占领，它们之间约相隔10华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团体，一个由姓范的指挥，另一个则由姓肖的统率，但他们互相视为同盟，如果受到攻击都会得到另一方的支援。⑤总的说来，他们的战略几乎不像是互相协调的，在报告他们活动的清朝官员看来，他们能够在总体上统一起来，靠的是采用了 明朝的称号、爵位与官名。李化鲸本人甚至在东明的据点里供养了一名明室远裔，称“天正皇帝”，发号施令。①
在多尔衮及其谋臣看来，榆园军的有组织的协作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存在一个把叛乱首领与前山东军阀刘泽清连结起来的阴谋集团。刘泽清此刻正住在京城。在清军渡过黄河进攻扬州的时候，像阎尔梅这样的江北忠君复明分子曾希望刘泽清会支持南明事业。然而，刘泽清看出满清取胜的可能性更大，当多铎派佟佳氏名将准塔去淮安邀请刘泽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