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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对此建议反应冷淡——这部分是因为他担心这种乡兵会成为更大的祸害；部分是因为在河南、陕西征募骁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及时扭转危局，挽救京师。①召回戍边驻军当然是一种办法，但当时未真正引起重视。于是皇上采用了他的老作法，又任命了一位新的将领。但局势已如此暗淡无望，以至朝廷命余应桂前去统辖陕西明军时，他竟在皇上面前哭出声来，并断言：“不益饷，臣虽去无益。”②最后余应桂试图阻挡李自成的先头部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但为时已晚。1643年12月30日，李自成军前锋开始渡河，既而席卷山西，突破了拱卫京城的第一道防线。皇上大怒，将兵部尚书张国维革职下狱；然而就在此时，平阳又告失守。③
使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充满空想的大臣一次次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不重视日常的具体行政措施。 大臣们经常为他们的平庸无能辩解，对其贪污腐败表示痛心悔恨，夸张官僚的苦衷——而对迫切紧要的改革只提出过于简单空洞的计划。例如，李自成在河南得手之后，大学士蒋德璟在回答皇上召问时，就根据他读过的《明会典》，提出了这样一个幼稚的建议：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他认为倘能如此，则尚武之风可兴，卫所之制也可复振。皇上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下令立即重振那业已衰落无望的卫所制度。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讥刺的那样，皇上此令“不能行也”。①
虽然日常工作仍在进行，王朝尚未覆灭，政府尚未垮台，但大多数官员逐渐预感到明朝的统治已注定要完结了，因为它已经失去民心。各方面都出现了灾祸：天花流行，庄稼欠收，成千上万的农民结伙投奔义军。②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对皇上说，这是“衣食租税”的官吏和富户压迫、剥削百姓所致。③但应做些什么呢？尽管大学士魏藻德坚持认为李自成军中大部分将士是被胁迫入伙的，他力主明军士兵应杀死那些动摇不忠的农民，但几乎无人怀疑，李自成手下聚集着大批自发的追随者。④不祥之兆进一步显示出明朝 的气数已尽：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听到战死疆场的鬼魂的喧闹和幽灵凄厉的哀嚎。①
此时，崇祯帝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京师的防卫上。北京驻军的情况相当糟糕，三大营的兵力在全盛时估计至少有70万，但现在已变成了老弱之军，将领们又以市井无赖和自己家中的家奴充数，从中贪污空额军饷。②两年前，崇祯的一位亲戚李国桢说服了皇上，让他来整顿京营，但在这位刁滑的亲信统领之下，三大营的实际状况变得更糟。李国桢以改革军务为由，从国库及内库中骗出数十万两银子。③与此同时，更有势力的宫中太监又将大部分精壮士兵挑出来充当他们的私人侍从。1643年，疾病在京师蔓延，老弱士兵大量死亡。④幸存者不仅都是些被北京市民传为笑料的老弱残兵，而且由于掌管宫中厨事的太监不再向他们发放口粮，这些士兵正在饥饿中死去。⑤
而用来维持这支乌合之众的军队或招募新兵以取而代之的军 费又在哪儿呢？①从账簿上看，前线军队每月要消耗饷银40万两，而新、旧府库一共只剩下4200两，户部的收入则几乎等于零。②在正常情况下，皇帝个人的收入有400多万两金花银。③可这种收入已大大下降，宫廷的花费却大得惊人，物价又在飞涨。④据传，皇上240私蓄所剩不会超过几十万两。⑤所以，为了敛钱，崇祯帝决定允许因纳贿下狱的官员以重金赎身。有七位著名的政治犯在同意献出部分家产以作京师防卫之用后获得赦免。皇上又向自己的亲戚施加压力，迫其献产。⑥此外，也有人自愿捐钱，特别是当朝廷宣布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 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①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②
② 1642年阴历三月，河南北部已牢牢掌握在李自成手中，当地所有营寨都承认他的权威。
③ 宋企郊，陕西乾州人，曾任吏部员外郎。其简要生平，参见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81—82页。
④ 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64—465页；帕森斯：《明末农民起义》，第91—92页。据当时一些最可靠的记载，李岩是1617年的举人，其父李精白在天启年间作过山东地方官，后因过分接近魏忠贤，为东林党人所不耻。据说，李岩在加入李自成的队伍之前曾领导过一次反抗地主剥削的起义。成为李自成的谋士后，他又为义军拟定了宣传口号和土地改革的策略。见计六奇：《明季北略》，第209—210页。近来有人对李岩其人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罗杰·德·弗格斯最近撰文指出，李岩是民间传说与士人编写历史的混合体。据顾诚《李岩质疑》第68页说，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李岩是一位开封士大夫，也无材料证明他与李精白的关系。不过，以我所见，李岩的作用虽被夸大了，但他毕竟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作为1643、1644年间农民军的一位谋士，他经常被提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人员曹桂林也持此种看法。在1979年6月有美国明清史专家参加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曹桂林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吴伟业等对李岩的存在，特别是农民军在皇宫中发现崇祯皇后尸体时李岩的所作所为，都有过描述——这些都是可信的资料。王春瑜：《李岩〈西江乐〉·〈商洛杂忆〉》。李自成提出系统的赋税与土地改革政策，与其归功于李岩，不如说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关于这一点见王兴亚：《李自成的赋税政策研究》，第5页。
① 赵士锦：《甲申纪事》，第17页，又见李文治：《晚明民变》，第106页；李光涛：《明季流寇始末》，第86页；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第138页；毛里斯·罗塞比：《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189页。牛金星被一位行医的朋友引荐给李自成，他对李自成说：“若欲终为贼，则无所事我，若有大志，当从我言。”他提出停止劫掠，争取民心，控制中原的建议，而李自成不大接受，因此牛金星离开义军回到家乡。由于其家族中一位长辈的出卖，他被官府逮捕并处死刑。后来，他设法减轻了判决，并在获释后立即回到河南，再次加入了李自成的队伍。李自成对他的归来十分高兴，遂委任他为丞相。据说，牛金星后来以李自成的名义发布告示说：“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页。
② 有些史学家将李自成的最后失败，归咎于在大顺政权中掌握极大权力的李岩、牛金星之类的谋士，他们还将起义失败归咎于加入义军的大量地方乡绅，认为这些人只是为了日后进行破坏活动而“假投降”的。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第44—45页。根据雷于霖等人的描述，后一观点很难成立。雷于霖曾写到，他作为陕西乡绅的一员而参加起义，原因之一是他认为百姓如果遭受痛苦的折磨，便有权利造反。另一原因是他认为，这些“流寇”一旦获得权力，就需要有人制止其暴行。秦波：《混进李自成起义军的一个内奸的自供状》，第49—50页。
① 赵宗复：《李自成叛乱史略》，第147页。随李自成进入北京的北有11名进士、7名举人和3名秀才。这些北方人觉得受到东林党人的排挤而心怀不满。钱■：《甲申传信录》，第30—32页。关于李自成京政权的人员结构的分析，见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54—56页。
② 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47—248页，及其《达官贵人》，第222页。1640年的科举竞争也十分激烈，李清：《三垣笔记》上，第4页。
③ 周延儒被贬黜后，朝廷又对各部大臣做出一系列新的任命，其中大部分是在1643年6月29日颁布的。《明史》（国防研究院），第163页。当时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蒋德璟，也因反对皇上加派练饷而被罢免。同上书，第2852页。新任大学士包括陈演和魏藻德，后者被视为薛国观的门生，故而有“温体仁党”复活之说。不过，从新任官员的名单来看，其主要特征是，一方面仍有许多南方人在位，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新的，相对来说缺乏考验的官员升至高位。关于陈演，见文秉：《烈皇小识》，第228页；万言：《崇祯长编》，第104页。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80—482页。
① 张国维虽一度出任兵部尚书，但基本是个闲散官员。张缙彦，河南人，因为提出将明军改编成若干防区和一支突击部队的建议而被擢为兵部尚书，尽管他的军事经验只是在朝中担任兵科都给事中时得来的。当时，他曾弹劾杨嗣昌。《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7页；《明史》，第2910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27页。
② 这次进剿一定程度上是由朝中的陕西地主势力策动的。只要孙传庭留在陕西，其军饷就必须由陕西本地通过额外税收来承担。因此，陕西乡绅希望促使孙传庭到河南去攻打李自成，从而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
① 郝爱礼：《论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第482—483页。李自成有意将大顺与大唐、将自己与李世民联系起来，见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65页。
② 李雯：《闻西安复失是日诸进士方有馆试之期》，出自李雯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八卷，第19页。
③ 到1642年，从南方进京的官员为了安全抵达目的地，不得不雇用几百名“敢死少年”做保镖。黄仁宇：《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20页。
④ 崇祯末年，水利系统的管理已完全瓦解。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