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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和祭祀明室祖先合为一体了。社与稷，即句龙与后稷，这一对自周代以来就一起受祭于社稷坛的神祗，因明太祖的父亲而有所改变，社稷与太祖父亲的亡灵一起在天安门右侧新建的祭坛上接受拜祭，这就等于在同一地点同时拜祭土神、谷神和明朝缔造者的祖先。那么这也就象征着明朝皇室与文化正统之间的密不可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象征性的结合却不允许明朝皇室通过南迁来拯救自己的命运。有关明代礼制的讨论，见小威尔斯：《中华帝国后期的国家礼仪》，第52—53页；胡云翼：《1368—1398年明初的仪制》，第66页；斯蒂芬·福伊希特万：《学校、庙宇和城隍：关于中国清朝官方宗教的报告》；又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59—162页。
① 作为李邦华之计划的一部分，陈子龙和祁彪佳还提出让太子掌管江南防务，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其副帅。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69页。
② 以上及后文对此次廷议的描述，参考了邹漪：《明季遗闻》，第22—24页；计六奇：《明季北略》第394、411、480—482页；钱■：《甲申传信录》，第10页；刘尚友：《定思小纪》，第3页；文秉：《烈皇小识》，第228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七十九卷，第5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9页；谈迁：《国榷》，第6031页。这些资料的记载基本一致，只是对廷议时间的记载略有出入，多数似乎倾向于1644年4月3日。本书虽将此作为一次廷议来处理，但这些讨论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表明，实际上可能是若干次廷议。其间各大臣包括皇帝的主要陈述也基本相同，只是措词上有细微差别。
③ 文秉：《烈皇小识》，第228页。
④ 邹漪：《明季遗闻》，第24页。此时，南迁已不具备条件了，通往南方的道路已被盗匪和义军阻断，李逊之：《崇祯朝野纪》，第184页。
① 刘尚友：《定思小记》，第3页。后来有人认为，光时亨之所以反对南迁，是因为他暗中与李自成有接触并打算投奔义军。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第79页。光时亨最终确实投降了李自成。义军夺取北京后，光时亨仍留任兵科给事中，并曾获准密见李自成。与此矛盾的是，他仍然相信南明政权会获得成功。他曾在信中对留在安徽桐城的儿子说：“我以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走肖’，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计六奇：《明季北略》，第89页。
② 邹漪：《明季遗闻》，第24页。皇上显然十分震怒，以至于想将李明睿处死。光时亨认为如此将使百姓寒心，劝止了皇上（中华书局《明季北略》第416—417页“李明睿议南迁”条中所记与此不同，其中记光时亨言：“不杀明睿，不足以安人心！”——译者）。计六奇：《明季北略》，第394页（但邹漪《明季遗闻》第23页有光时亨力劝皇上宣布死刑之语）。皇上最后决定：“明系朋党，姑且不究”。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9页。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11页。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11页。
② 万言：《崇祯长编》，第103页。光时亨还敦请皇上派遣“心计才干之臣”去恢复漕运。皇上挖苦说，如果光时亨知道自己手下有如此人才，那么皇上自然愿闻其名。
③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5—16页。根据钱■的记载（《甲申传信录》，第9页），王永吉在上个月就要求放弃蓟州，撤回关内，这一要求被批准了。后来王永吉归顺了满清，成为工部中的关键人物，后又转至户部，掌管治理黄河。黄文隽：《江南通志》，第2426页（第一四四卷第23页）。
④ 刘泽清，山东曹县人，一位贪婪残忍的武夫，在辽东抗击满人时颇为能干。1640年，他的家乡发生饥荒，盗匪蜂起，于是他奉命前去镇守山东。他在当地截留上缴朝廷的税收，实际上成为一割据势力。给谏韩如愈奉旨前往调查并弹劾其不法行为，刘泽清便派人假扮土匪，在路上刺死了韩如愈。《崇祯实录》第十七卷，第5—6页（此条记为1644年3月30日）。甚至在此事发生之前，刘泽清就曾说：“天下变，山东不为他人有耳！”钱■：《甲申传信录》，第10页。实际上，他更关心的不是守卫山东，而是保持自己的军事实力。《明史》，第3070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1—532页；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0—21页。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14页。李建泰努力推进，但直到北京失守，他和他的队伍还未到达保定。后来李建泰被李自成的军队包围在保定城中，他杀了誓与义军战斗到底的保定同知邵宗元，向农民军投降。万言：《崇祯长编》，第113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595页（第一五四卷，第18页）。有关李建泰投降一事的一种更早但不可信的说法，见《崇祯实录》第十七卷，第7页。谈迁系李建泰快信于4月10日条（《国榷》，第6034页）。
② 文秉：《烈皇小识》，第228—229页。崇祯末年，将领剧增，至1641年，仅京畿千里之内就有四位总督，六位巡抚（宁远、绥平、顺天、密云、天津和保定）和八位总兵。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51页。4月16日，刘泽清接到援救大同的命令之后，非但拒不执行，反而在临清纵兵劫掠，然后率部南下淮安。文秉：《烈皇小识》，第230页（此书记“命速赴保定剿贼，泽清不从”——译者）；顾苓：《金陵野钞》，第5—6页。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14页。
④ 一位名叫方开章的官员，曾接到密令，让他准备1000名壮丁、数百船只，在郊外昼夜待命，随时准备供皇上顺大运河前往南京之用。4月13日，方开章想要见皇上，但未能通过宫门岗哨，他一直等到4月20日，才离开了京城。抱阳生：《甲申朝史小记》第四卷，第5页。
① 公元756年，唐玄宗把长安丢给了安禄山叛军，途中迫于禁军的要求，杀了爱妃杨贵妃，逃到了四川。当时太子留在了山西西部，以安抚那些希望收复长安的将领。太子本想入川追随其父，但众将劝阻说，应在宁夏灵武重整旗鼓，收复长安，那才是大孝之举。经过五次敦请，太子才同意“勉徇众心，为社稷计！”遂尊其父为“上皇天帝”，定帝号肃宗（此为庙号——译者），于灵武建立了临时朝廷，并由此出发，最终收复了长安。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二一八卷，第6982页。
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14页。
③ 钱■：《甲申传信录》，第10页。第二天，驸马巩永固又大发议论，主张皇上亲自率军出京，以激励“京畿义勇”。在场大臣则称其言为“诞妄”。文秉：《烈皇小识》，第229页。
崇祯皇帝的末日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①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②
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③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④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 上”。①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②
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③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
（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④
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⑤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⑥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 计。”①皇上所能做的只是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既而又有大臣以可能有损官民士气为由，劝皇上收回了此诏。②
就在此时，李自成大军的前锋正策马深入北京西郊，午后即开始攻打西直门。③城外守军立刻向大顺军投降，城内守军则向空地或义军上空开炮。④而李自成也并未下令全力攻城——他害怕承担杀君的罪名——于是决定给崇祯皇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已在居庸关投降义军的宦官杜勋，奉命进城，代表“大顺王”入宫谈判。⑤
崇祯帝接见了这位太监，他曾是皇上的亲信。首辅魏藻德也在场。杜勋在其原来的主人面前十分坦率地说明了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但崇祯帝听杜勋逐条阐述时，也考虑到，现在的让步，在将来的正统史家眼中，会永远成为他曾“偏安”的证明。不过， 如果他能在大臣中为此绥靖策略找到支持者，对他的指责便可减轻。于是他转向魏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