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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饮酒）警告他说，阮大铖打算逮捕他。④作为阮大铖发泄私愤之对象的其他官员，干脆在被革职之前就离开了朝廷。即使被授予官职，他们也断然拒绝。⑤
有才干的人中，有些拒绝任职，有些则因与马士英和阮大铖不和而得不到任用。例如：前广西巡抚方震孺在行政和军事方面都是行家，尤其擅长发动乡绅和乡兵。也许是因为曾受到史可法的举荐，也许是因为曾遭受过魏忠贤的迫害，并几乎被拷打致死，方震孺受到猜忌。尽管他愿意出力“勤王”，却遭到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排斥。因此，方震孺所具有的地方管理才干无法得到发挥。①
但如果说1645年1月以后，南京政权中所有的官员都是马士英或阮大铖的亲戚朋友，也不符合事实。还有一部分相当出色的官员留在朝中，在马士英弃职逃走后的最后日子里，就是他们主持朝政。其中三位主要大臣是赵之龙、王铎和钱谦益。赵之龙并不是马士英的亲信，由于他处事公正，得到朝中许多官员的敬重。这些官员担心朝政走向某一极端，因而希望有一位温和甚至妥协的大臣。②王铎是著名的书法家（1622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1640年升为南京礼部尚书，后丁忧告假还乡。期满后，原定到北京任礼部尚书，因李自成攻陷京师而未成行。1644年6月，出任南京政权的礼部尚书，继而兼任大学士。③王铎转任吏部尚书后，钱谦益接任礼部尚书。④钱谦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⑤故有必要指 出，尽管马士英与阮大铖打击正人君子，但仍有不少与东林党有关系的官员留在南京朝中。50000454_0288_0①与此同时，还有不少有才干的中立者在朝中担任要职，其中包括杨鹗、丁启睿、高倬、朱大典和练国事。②
② 郭如阇当上了刑科给事中（《明史》，第3436、3453页）；周昌晋为御史（同上书，第3453、3496页）；杨维垣为通政使（同上书，第2667、2749、3092、3495页）。
③ 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37页。
④ 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7—18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页；顾苓：《金陵野钞》，第44页。
① 据有关大悲的最详细的资料记载，此人是安徽休宁人，15岁在苏州出家为僧。其父姓朱，可能是皇族的远亲。姚家积：《明季遗闻补考》，第108页。
② 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71、181—183页。周镳的名字可能也被提及。一位御史后来提出周镳是这一阴谋的策划者。这种说法显然符合阮大铖之意。徐鼒：《小腆纪传》，第 207页。
③ 不过大悲在百姓中确有一批追随者，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6页。
④ 关于姜曰广反对阮文铖复出一事，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7页。
⑤ 马士英可能还意识到他可以利用钱谦益，因为钱谦益已开始试着巴结马士英和阮大铖。斯特鲁弗，私人通信。
⑥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3页；《明史》，第3494、411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22页。李清赞扬弘光帝明智大度地防止了这一事件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6页。
① 孔尚任：《桃花扇》，第219页。
② 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 2490页（第二二○卷，第7页）。
③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2页。
④ 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传》第一篇传，第1页；第二篇传，第2页。
⑤ 例如，徐石麒初任福王政府内阁都御史，后接替张慎言任吏部尚书。阮大铖清除异己时，他告老还乡，回到嘉兴。嘉兴城陷时，他悬梁自尽。《明史》，第2513、3090页；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39—41页。第二种情况，可以桐城的方孔炤为例。方孔炤曾为杨嗣昌所迫，离京返乡，在桐城镇压当地农民军。崇祯末年，他被调往大名、广平地区负责剿匪。北京陷落时他逃到南方。他表面上以阮大铖在朝为由拒绝接受南明政府的任命，实际上是以此为借口与南明保持距离。他想恢复其家族对桐城的控制。桐城地区出身豪门的人普遍持此种态度，他们很快便同清廷联合起来，以保证其私有财产不受当地农民军的袭击。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45—47页，及其《抵抗的抉择》。
① 方震孺原籍桐城，后迁到安徽中北部的寿州。他也在北方任过职，并曾说服祖大寿为明朝效力，后被阉党囚禁。崇祯即位时，他正在狱中备受折磨，因及时获释才幸免于死。《明史》，第2819—2820页。
② 《贰臣传》第七卷，第24—25页。作为“勋臣”，赵之龙还控制着南京兵马司（斯特鲁弗，私人通信）。
③ 《贰臣传》第八卷，第29—30页；傅路德和房兆楹《1368—1644年明代人名辞典》，第1434—1436页。
④ 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记钱谦益的任命日期为1644年7月11日。
⑤ 然而阮大铖在邀钱谦益入内阁时，曾迫其答应参加弹劾侯峒曾和夏允彝作为回报。虽然实际上钱谦益可能从未上疏提出这项弹劾，但他确实草拟了这一奏稿。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下，第3页。
① 其中包括工部侍郎易应昌（《明史》，第967、2347、2874页）；大学士王锡衮（同上书，第2879、3132、3134页）。
② 杨鹗（1631年进士）是一位出众的行政管理人才。曾任顺天巡抚。南逃后任兵部侍郎，掌四川、湖广军务。后出镇湖广（《明史》，第2497页）。于启睿（1619年进士）是丁魁楚之侄。1641年任兵部尚书，后被撤职。此时在弘光帝的南京政府中任兵部尚书（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23页）。高倬（1625年进士）擅长于组织地方武装，曾在南京任右佥都御史。弘光政权建立后任工部尚书（应是工部右侍郎——译者），转任刑部尚书。他在掌刑部时是马士英的驯服工具（《明史》，第3092—3093页）。朱大典（1616年进士）曾任山东巡抚，并在山东打败过当地的农民军。1635年为运河、凤阳督抚，1641年掌湖广、河南军务。崇祯末年，其子招纳亡命，组织地方武装，他因此而失宠。投奔福王后，朱大典重新得宠，并成为马士英的同党，得授兵部侍郎，后又提督江上军务。其后，他因抵抗左良玉未成，投奔唐王，任大学士。最后在抗清中死去（同上书，第156、910、2857、3097页）。练国事（1616年进士）是典型的地方长官。1622年广宁失守后，他建议在北方就地训练军队以抗击后金。他曾遭魏忠贤党徒的弹劾并被革职。1628年复职。后以右佥都御史之职巡抚陕西军务，但因战败而被罢免，并像崇祯朝中许多败将一样被投入监狱。福王政权建立后，任户部左侍郎，后迁兵部尚书（同上书，第903、2724、2951页）。
南京政府的困境
然而，尽管这些官员可能很能干，南京政府持续不断的财政困难却限制了他们才能的发挥。朝廷自然要尽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1644年冬季，名义上属于南明的军队超过100万人，是其兵力最盛之时：
将领或驻地兵 力
高 杰4万
黄得功3万
刘泽清3万
左良玉80万①
安庆驻军（归凤阳指挥）1万
凤阳驻军1万
淮安驻军1。5万
黄斌卿1。8万
李成栋（史可法指挥）4000
吴材（Wu—Cai）驻军
（水陆部队）1万
安庆驻军5000
总 计100。2万
（应为97。2万——译者）
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各地驻军的上报数字，实际人数可能要比这些数字少得多。②前五支军队主要是自给自足的。③所以其将领，像左良王等人皆在其辖区内征税，而且根本不将其税收上缴南京。其 余的军队则主要依靠南京提供的军需和兵饷。这样，军政与民政的开支加在一起，每年约需1000万两银子。①
朝廷希望史可法提供这笔经费的一部分。但那年冬季，他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粮草，加上淮阳地区的交通被阻断，致使史可法派出的收税官只收到规定税银的一小部分。②其中只有5000两上缴南京。③因此，南京朝廷只好另寻出路。尽管以前的赋税有所减免，但常规税额却增加了；对已经纳税的地区，则课以额外捐税。例如，这年初冬，淮河地区的米税就增长了12％——据说是因为上交的稻米质量低劣；数月之后，又有宦官建议，向浙江、福建额外征银20万两以弥补府库的日益虚竭。此外，房地产交易税、渔税及沿岸芦苇税等多种杂税也开始征收。及至1645年春，马士英甚至提出向各州府征收特别税，以训练军队。这实际上是恢复了福王登基后已废除的令人切齿的“练饷”。酒税也在此时开始征收，盐税提高。④在预料中的是朝廷少不了卖官鬻爵；对地方乡绅进行额外搜刮，迫使他们交纳财产税等等。⑤尽管南明政府作了种种努力，但这些权宜之计的实施，至多也只能收到800万两，而政府所需要的开支则是1000万两。⑥
这一困难显然是全局性的，南京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辖区，所以也无法为防御提供足够的钱粮。①由于缺少信贷来源和私人钱庄（清政府则可从山西商人处借贷钱款），南明政府只能发给少数将领军饷，因而它不得不允许主要军事将领在其各自辖区内拥有财政自主权。这样便削弱了朝廷对各地驻军的控制。这些军队常为分赃不均而互相争吵，以至后来清军邀请他们共同征服华南时，他们竟为能有机会掠夺战利品而喜出望外。
尽管南京政权的财政困境是全局性的，但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舆论都将南明经济崩溃归咎于皇上的昏庸或马士英的贪婪。也许找出一个替罪羊能使人们对即将发生的悲剧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也许传统史家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罪责归于某个人的恶劣品行。②因此，无力挽回财政危机的责任，被推给了奢侈的弘光帝和贪得无厌的马士英及其同党。③弘光帝是个戏迷，据说他不理朝政，日夜沉溺于表演或观赏阮大铖所编写的《燕子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