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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
③ “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
① 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
② 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
③ 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
④ 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
⑤ 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
⑥ 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87页。
① 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古残部。但1372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1387年至1388年，派遣20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2—10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63—264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311—31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61—63页。
② 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82—88页，及其《于谦》，第95页。已有学者指出，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7—62页。
③ 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6、530、1304—1305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以来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5—46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278页。
④ 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66—68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11—12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7页。
① 《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80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1555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其昌》，第264—267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168、18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03—1505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9页。
② 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
③ 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97页。在17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318—320、412页。明末“三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年在位）将高丽的176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79—80页。
① 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301—303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194—195页。
② 16世纪后期，有大约50万军士和10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2两。16世纪50年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6两；至17世纪初增为18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290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43—44页。
③ 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0—42、55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750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280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112—116页。
④ 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5—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63页。
① 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65页；侯仁之：《马市》，第 309—311页；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 44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324万两，粮108万担，马草21。6万捆，料豆97。2万担。弓每张需银2两，箭每支需银6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700条——而非预定的4000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7—131页。
② 如1624年，修建城墙6240丈（约11000公尺），敌台321座；1625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17页，第五十五卷第19—20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年间，明朝在同后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6000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158—159页。
③ 米彻尔·卡蒂尔：《14—17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
④ 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5—6页。1639年9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7页。
汉族边民与满族奴隶
此时，明朝关外驻军的编制，同原来的卫所已大不相同。甚至内地军队，也由照例任职10到12年而不迁转的将领直接统辖。⑤ 中央的都督府已失去权威，变成纯粹的文书处理机构。旨在实现相互牵制与平衡的三司分权的地方军事制度，也被指派督察官员去“巡抚”某一地区的做法所取代。1550年后，这些巡抚又成了常设的地方长官①。巡抚之上又有总督军务，通常由文职大臣充任，但在其辖区内兼有财权和军权。②
在沿边各地，这些总督又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长官。当关内军队不再由昔日的军户充任，而代之以募兵时，东北地区仍存在军户，其中许多人是来自山东和山西的移民，但此时他们已与辽东人大致同化了③。这些辽东军户或经商，或务农，但主要身份仍是军士，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武人阶层。其将领皆父子相袭，朝廷的任命不过是例行程序；下级军官统领着由家丁组成的私人武装，又与其上级军官形成依附关系。朝廷在如何对待这些武人家族及其军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有些大臣，像16世纪80年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17世纪初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认为稳定边防的唯 一办法是承认甚至鼓励他们的存在和发展①。另一些大臣，尤其是都察院官员，则反对这种将导致权力分散的作法；明末国子学的官员还将他们比作唐末的军阀。②只要明朝不对东北作过多干预，辽东武人便依然忠于朝廷；但中央集权却因此而削弱了。当然，严格的文化归属观念——夷夏之辨——一直占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边地武人逐渐发现，夷狄部落的军事首领比明朝皇帝的文职大臣与他们更相投合。事实上，作为边民，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社会③。
汉族边民与夷狄部落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