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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养父母一点都不管他，成天让他在街上鬼混。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是个坏心肠的人，可是，当宪兵来到我家通知他在前线死亡的消息后，我哭了一场，心想，这样也好，一了百了，大家都痛快。我可以告诉您，我的眼泪可不是为他流的。他是个走上歧途的可怜虫，可是对我干女儿而言，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魔鬼。
您在信上问了丁娜一些问题，我想我现在可以讲给您听。丁娜曾告诉过我，当她下落不明，我没办法跟她联络时，只要有她的信件，我就应该拆开来看，如果是政府机关或是警察局的公函，我就可以马上回信。安琪·巴辛那诺在战场上死亡的消息，我是第一个知道的。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左右，几个宪兵来我这儿通知我这个消息。在之前的一个多星期，一月十六日星期二，我接到“地狱安琪”请人代笔，写给丁娜的最后一封信。我看到信时觉得很惊讶，因为自从他离开监狱后，就没再把信写到这里让我代转。看完他的信以后，我就更觉得奇怪了，因为他居然在信上对丁娜说了一大堆甜言蜜语。由于我知道他撒起谎来脸不红、气不喘，像个江湖郎中一样，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我告诉过您他跟丁娜在信上使用约好的暗码，所以我以为这些甜言蜜语不过是用来掩饰他们交流的暗码。
我手上有的丁娜地址只是一个军区的邮递号码： Z·A·一八二八·七六·五，此外，什么别的都没有，因为她只在战地活动。不过这个地址是五个星期以前的，我知道她在每个营区活动的时间都不长，但还是把安琪的信转寄给她，她也居然收到了。她事后告诉我，因为收到了安琪的信，她才有办法循着线索去找这个魔鬼的下落，也才知道他死亡的真相。
她告诉我事情发生在索姆区的战场上，我们应该认了，安琪就算死了。她是在回到马赛后告诉我这些事的，就在我的厨房里，我还记得那天是三月十三号星期二。她又瘦又苍白，一脸倦容。我要她尽情哭出声来，让心里痛快一点，可是她说她一点都不想哭，只想叫那些害了她的安琪的家伙脑袋开花。后来我有一阵子没看到她，只接到一张她从土伦寄来的明信片，安慰我她一切都好，叫我不要为她担心。四月二十七号星期五黄昏，宪兵又来到我家，交给我一份正式的死亡通知书，“死了也好，一了百了”的话，我就是在接到正式通知以后说的。通知书上面写着：“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被敌人所杀。”可是没说明安琪葬在哪里。您想我会不问宪兵这问题吗？不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是说，安琪一定是跟很多其他的士兵葬在一起。
第二部分欢乐时光（5）
我六月时写了一封信到土伦去，后来我干女儿抽空来看了我一次。她比上次胖了点儿，气色也好多了。我感到很安慰，特别是她不愿意再提到她那宝贝安琪。那次以后，一直到我在信开始提到的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五日星期四那段时间，她几乎每个月都来看我，每次都带东西来，而且还要偷偷塞钱给我。每次我们两人就在厨房里吃晚饭，有一次，我还勾着她手臂，身体靠着她，跟她一起上街去，到伊索拉太太开的“凯撒酒吧”去吃她的拿手好菜红烧猪脚。伊索拉太太是我们这一带一等一的厨艺名手，别的大厨都望尘莫及。
我不知道我干女儿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今年二月我生日时，接到她从乔塔
寄来的卡片。后来有人告诉我，在离马赛不远的班尼耶小镇看见她，跟别的街头女郎一起在拉
客。后来又有人告诉我说，她在加尔丹路上的一个绿灯户里卖笑。但她并未亲口告诉我，我
不相信任何人，否则很容易传谣造事。
今天是四号，我昨天晚上实在太疲倦，没办法继续写下去。我眼力实在太差，不能把这
封信从头再看一遍。我只希望您能看懂我信手写来不成章的片段。我这一辈子还没写过这么
长的信，我很担心邮局会拒绝递送一封这么厚的信。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写完这封信以后，
心里舒服多了，我不知道怎么向您解释这种感觉。当我再见到我干女儿时，我一定会立刻写
信，把她的地址告诉您。我知道我一定会再见到她的。
希望您能节哀保重
祝您一切安好
保罗·龚特太太上
小路易咖啡馆在阿美洛街上，是一个狭长、深色木板墙的房间。整个咖啡馆充满了茴香
和锯木屑的味道，两个灯照亮着久未油漆的天花板和墙壁。锌板吧台后面的架子上摆了整整一排酒瓶，酒瓶上挂着很多战前拳击手的照片。照片中，他们摆出交战前的预备姿势，可是眼神并不凶恶，反而看起来像对镜头很感兴趣的样子。照片全用清漆木架框着，小路易解释说：“这些相框都是‘爱斯基摩’帮我做的，还有后面那艘模型帆船。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儿老旧了，可是当他一九一一年送给我时，那可真是个宝贝，就跟他和他哥哥夏尔年轻时从旧金山驶到温哥华的‘撒马拉号’一模一样。‘爱斯基摩’的十个指头可真灵巧，做出的东西绝对是一等一的。”
晚上九点半了，是平常咖啡馆打烊的时间了，小路易把当街的铁门拉下。他在电话里跟玛蒂尔德约好要她这时间来，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谈话，没人会来打扰我们”。当西尔万推着她进来时，吧台前还有两个客人，小路易催着他们赶快把酒喝完让他可以招待客人。现在整个咖啡馆只有他们两个人，他把热好的锅子、一瓶已经打开的酒和一个盘子放在一张大理石桌上。他要玛蒂尔德跟他一起吃那锅红烧羊肉，可是玛蒂尔德即使想礼貌一下，还是一点都吃不下。西尔万已经去巴士底广场上一家还亮着灯的小饭馆里吃晚饭了。
小路易的确短小精悍，就跟他的绰号差不多，可是他现在有个小啤酒肚。他说：“如果我现在回到拳击场，大概应该算中量级拳手，连最蹩脚的拳手都能修理我一顿。对任何人来说，开一间咖啡馆而不发福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他在吧台和咖啡桌之间走来走去，取来两只酒杯、半个圆面包、一盒干乳酪。他走路的姿态轻巧灵敏，双脚好像绑着弹簧。可是从他外表看来，谁都猜得出就算他从前苗条时，也一定曾被修理过不少次。他鼻梁是歪的，耳朵和嘴唇都变了形，笑起来时露出嘴里三三两两的金牙。
他坐下来，把格子餐巾的一端塞到衬衫里，斟满一杯酒，请玛蒂尔德喝。她不想拖延浪费时间，所以很干脆地接受了。他又给自己倒满另一杯酒，喝了一口，咂咂舌头。他告诉玛蒂尔德：“你一喝就知道，这是好酒，是我从我家乡安茹省订来的。等到我存够钱，能找一个地方安身的时候，我就回老家去。我会把这个破店卖掉，回到老家，住在一个酒窖里，找一两个谈得来的朋友作伴。我这一生看过的、经历过的都不算少，可是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告诉你，
好酒和友情是人生中最难得的两件事。”他说完，露出一副尴尬的神色，又加了两句：“真抱歉，我一说就没完没了，我想是你让我觉得有些手足无措。”
他把红烧羊肉舀到盘里，一边吃肉，一边撕下面包蘸肉汁吃。他边吃边说，把玛蒂尔德想知道的事情告诉她。她把轮椅移近咖啡桌，以便听得更清楚。外边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连那些喜欢呼朋引伴、饮酒高歌的醉鬼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第二部分欢乐时光（6）
一九一七年一月底，一位穿着黑衣的“爱国者协会”的寡妇，走进小路易的咖啡馆，向他宣布了他朋友去世的噩耗。她刚从达瓦街的一栋建筑走来，离小路易的咖啡馆只有两街之遥。“爱斯基摩”战前做木工的作坊就在那栋大楼的院子里，他则住在阁楼上的房间。
小路易正兴高采烈地对着一群顾客讲述他生平最精彩的一场拳击赛，听到这个噩耗以后，他好像挨了一拳，头昏眼花，颓然坐下。当天晚上，他独自一个人喝得烂醉，一边哭着，一边拿出他一个星期前收到的“爱斯基摩”给他写的最后一封信，反复细看。然后，他独自一个人，把咖啡馆里的一张桌子砸烂。
同年四月间，市政府派了一个职员，把一份正式的死亡通知书送到他咖啡馆来。通知书上写着：“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被敌人所杀。”那职员问他“爱斯基摩”有没有什么亲人，不论远近亲疏，好让市政府可以传达这个消息。小路易回答说他不知道。他只知道“爱斯基摩”有一个哥哥住在美洲，可是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
那天晚上，为了消愁，小路易约了一个女友一起出去。他们先在克里希广场附近的一间餐厅吃了晚饭，然后又去看了半场电影，没看到剧终就离开了，因为他实在没心情看下去。也没什么心情寻欢作乐，所以把女朋友送回家，自己一个人在雨中走回咖啡馆，脸颊上流着雨水和泪水。他把自己关在店里，独自一个人喝得烂醉，在那里回想往事。这次，他没再砸烂桌子，因为不但是桌子太贵，而且这样做也于事无补。
他什么细节也不知道。他不清楚巴斯多施·布盖是在什么情况下去世的，也不知道他被葬
在什么地方。他的同壕战友一个也不曾来到咖啡馆捎信。战争初期，“爱斯基摩”的一些营友总
会趁着休假之便给他捎个口信，或者带给他一封“爱斯基摩”的亲笔信，或一张照片。随着时间
慢慢过去，这些偶尔出现的战友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可能是他们随时在重新编组调动，可能
是他们已经阵亡，可能他们都被敌人俘虏了，也有可能他们厌倦重提过去那段痛苦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