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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1992年8月，他继续担任伊格尔伯格国务卿（Secretary Eagleburger）任内的发言人。根据克里斯托弗国务卿（Secretary Christopher）的要求，他在1993年6月留任国务院发言人一职。
2000年6月13日，鲍彻被任命为负责公共事务的执行助理国务卿。他在2000年12月15日被确认为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并在12月28日被总统同意继续担任这一职务。在此之前，在1999年7月至2000年4月期间，鲍彻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美方高级官员。
鲍彻曾两次被任命为美国驻外使节。1996年至1999年，他作为总领事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而在1993年10月至1996年6月期间，他出任美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鲍彻是位职业外交官。他从1977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84年至1986年到中国担任驻上海总领馆代办（Deputy Principal Officer）。在1986年7月回到华盛顿后在国务院业务中心（Operations Center）工作，并担任了欧洲安全及政治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European Security and Political Affairs）的代理负责人。
鲍彻出生在马里兰州贝塞斯大（Bethesda）。他在1973年在达傅斯大学（Tufts）获得学士学位，并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了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他会讲法语和中文。鲍彻先生进来，先是说了两个女孩儿的名字，并问她们在哪儿？只见下面有两个人面部表情十分自然的举起了手，原来鲍彻先生的孩子和她俩是同学。有点激动的我根本没听进去鲍彻先生开始讲的话，现在回忆起来是一片空白。鲍彻先生的快节奏被带进了会议厅，因为感觉事实上他都没说几句，就把时间给我们提问了。
没想到这时大家都动作利落，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我起身的时候本来不晚，而且处在与话筒那么近的有利地形，可是站位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没想到室友泰勒竟然也会去提问题，结果被他抢在了前面，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站在话筒前面了，我站在他后面犯傻。后来又过来一位女生，我再次谦让，把位置让给了她。结果往会议厅另外一侧的话筒那里一看，似乎形势已经不大乐观了。我才意识到我的善良和谦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好在我第三的位置站的很稳。两个话筒之间交替提问……听到泰勒问了关于土耳其库尔德的问题，以及美国究竟是否将其视为恐怖组织等等。后来出乎我的预料，真的有人也问了朝鲜核问题，虽然一看那个人在朝核问题上就没有做功课，因为她都不知道现在新一轮六方会谈正在北京进行，更不知道最近CVID这么个新玩意儿正是从眼前的这位大叔嘴里说出来的。
我仔细地听着鲍彻先生的作答，实际上那才叫做专业的外交辞令。听的我很是陶醉。不过美中不足，鲍彻先生说话声音压的很小，倒不像情绪低落，更像是心情不爽，或者很不情愿来。关于朝核问题，没有问出难度就让鲍彻先生很轻松地回答了。整个回答几乎就是给在座的人扫盲，给他们讲怎么有个朝核问题，以及朝核问题在区域内及世界范围的重要意义。朝核问题的进程，其中包括了中方的努力，对此的确给予了肯定。并且告诉大家中国在五个国家中是最能对朝鲜施加有效压力的，而中国在过去的几轮会谈中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可是还有很多的努力要做。当时在北京举行新的一次会谈，但是似乎听得出来鲍彻先生并未期望那次会谈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或者期待任何新的显著成果的出现。因为他说，现在才是第一天，很难说会有什么发生。那声音和表情，都透着职业的外交辞令。坦白地讲，之间对几个问题的答案都相当有气无力。也许面前这群年轻人问的问题太过稚嫩，或者说对他根本构不成威胁的原因吧？
我早上出发来国务院之前特地上网查了邮件，我一个好哥们儿回信建议我避开台海问题，攻击朝核问题，只因为比较容易得到答案。而事实上我在头天晚上就做出了要问台海问题的决定，虽然那个决定并不是决心十足，但是已经是八九不离十了。在我听到鲍彻先生对朝核问题的答复后，我是庆幸自己选择台海问题的决定的，因为这个问题看起来更“敏感”，更酷！而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至少效果比朝核问题要好很多。
在我听朝核问题答复的时候，为了调整心态，尽量不紧张，我在左顾右盼，并且手上在不断整理自己的领带和衣服。在左顾右盼之际，发现几个和我熟识的朋友也在看我，脸上在我看来是种坏笑，一种期待的坏笑。还有人到了最后还不忘叮嘱我一定要全说中文，而其他的人呢，有的给我加油，有的也在微笑致意。在鲍彻先生的回答接近尾声的时候，另外一边的话筒旁还有两个人，而我后面也才过来一个，在我开始之后，他们都被请回了座位，我意识到我刚才的谦卑可能会有多危险。因为那可能断送我和鲍彻先生对话的机会。
第三部分：代表美国 还是代表中国总统大选 谁是两个人中较好的一个 8
事实上我在开口之前，还没有最后决定到底应该用汉语仅仅问候，还是索性提问题也用汉语。前面鲍彻先生并不积极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打击到了我的积极性，觉得似乎最后很可能是仅仅用汉语问好而已。我的最终决定是用汉语问候，但是征求鲍彻先生的意见是否用英语完成提问。没想到我最后的表现和我想象的是那么的不同。
我站稳，都没来得及深吸一口气，就连珠炮般的开始了我的问候。我的语速，无论是汉语还是英文，向来都是很快的，而当时的我根本无暇，也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说的还是那么的快。我们所有提问人在开始提问之前都应该自报家门的：名字，来自什么地方。我记得我当时只说了我的名字以及我来自北京的背景，我记得是用英文说的。“早上好，鲍彻先生！我之前了解到您会讲中文，所以我就决定用中文和您问候了。”此言一出，下面就开始骚动了，当然还有笑声，恐怕他们是没想到汉语会是这样的感觉。而且这种也的确有点酷。我的语速很快，想必听上去也很搞笑吧。当然，鲍彻先生也第一次露出了笑脸。
我没有等太久，就又继续有点语无伦次地说道：“您是否介意我用英语或者汉语提问，您……？”“随便。”还没来得及重新组织语言来问鲍彻先生的我，就已经从他那里得到了爽快的答案，而事实上这个随便的音量依然不大，这也是整个过程中鲍彻先生说的惟一一句汉语。真是金口难开啊，才说两个字。虽然发音并不十分标准，我是说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标准。但是鲍彻先生能够听懂语速如此之快的我的汉语，相信已经足以说明鲍彻先生的汉语功底了。只记得鲍彻先生听完我的问话觉得很有意思，微笑着说出了“随便”这个在汉语中很口语化的一个词。而这惟一的一句汉语让“青年美国”的很多人以为当时鲍彻先生根本没说汉语，因为回答仅仅是两个字，声音还是低声细语一般。
见鲍彻先生是如此的痛快，我自不能含糊，马上就开始说起汉语。可是一年时间都没有长期使用汉语的我，对汉语的掌握程度确有下降。我问出了之前早准备好的台海问题。“布什总统对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不支持台湾独立，以及任何形式的独立活动。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为：美国不会在台湾宣布独立的情况下协防，或者说，美国并不无条件承诺协防台湾？如果我的假设是错误的，那么武装力量，嗯，什么样的武装干涉程度……您会……您会……嗯，expect？”对，当时的我最后就是加上了那个英文单词expect（期待，预期），因为准备问题的时候是用英文准备的。现场得到鲍彻先生的同意说汉语之后，先从英语翻回汉语的时候，由于我下降了的汉语水平找不到合适的词，并且在句法上存在着问题。
我的语速应该要比问候的时候更快了，搞得坐在下面的人很是愕然。在之前提问国防部官员的时候就是用英文问的同样问题，所以在场很多人知道内容是什么。而事后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用汉语问的时候长了很多？事实上就是我退步了的汉语的原因，一时间语言组织能力实在不高，难以找到合适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意思。搞得很多人误以为用汉语说话是那么的复 杂。在问完问题之后，从鲍彻先生的面部表情我就觉得他是听懂了的。而鲍彻先生当时的表情就是微笑。鲍彻用英语向全场提示：“你们都听懂了吧？”说罢全场一阵爆笑。严格意义上讲，这是鲍彻先生那天早上开的惟一一个玩笑。鲍彻先生之后开始翻译我问过的问题：“他刚才问的是关于台湾问题。”既而鲍彻先生又开始为大家扫盲，介绍台湾问题的历史渊源以及到现在的情况和进展。简单说了说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把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说得相当清晰。在扫盲加翻译结束之后，鲍彻先生再一次把头转回了我这边，问我：“我说的没错吧？”我笑着使劲点了点头，鲍彻先生也是满脸微笑。当时的气氛，要比我问之前轻松很多，提完问题的我见到这架势也是十分放松，在那里站着听得好像很认真。其实当时真的很兴奋，不，应该是亢奋。导致后面很多的东西都没有认真地听进去，只是觉得站在那里被回答问题，很是满足，而至于回答的内容是什么，似乎根本没有记下来。
鲍彻先生的回答似乎是对前面扫盲工作的继续，但是答话的确回到了问题上。“我在台北大使馆工作过，当时（我们美国）和他们（台湾）断交的时候我就在台北。我看到了（美国驻台湾）大使馆外面的示威游行啊之类的事情，那时候那里很多人说，是我们抛弃了他们。而当时我们和中国大陆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