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
真正惹起我动气的是一些造谣生事者。比如一些文人背后口口相传的说我“与政府合谋”搞掉了《黑马文丛》一事，我已在电话里质问过谣言的源头。这位自诩身兼“大侠”、“思想家”、“出版家”的酋长竟然不承认自己说过这话，还一再表示不再管这事。酋长完全忘了，管这事并非谁请他出面，而是他自觉自愿主动“参与”。想当初他是那样十万火急地将我在西安打假一事在第一时间电告非法出版物的始作俑者，并“仗义”地将书稿拿来火速出版。酋长也根本不顾事实：我是去年十一月下旬去新闻出版署打黄扫非办，拿着全部证据（包括始作俑者写有我看过书稿并同意出版字样的两份委托书），要求打黄扫非办这一行政执法机关严惩制作非法出版物《现代化的陷阱背后》的小团伙，因为当时新的著作权法还未出台——那部法律直到去年十二月才出台，不能追诉此前的犯罪行为，为这一点我一直遗憾不已——再加之非法盗版物还未正式出版，算作犯罪过程中止，所以只能将为首者整顿除名，另一名主要参与者则受到所在出版社惩罚。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那种拆烂污的货色竟然会被眼光高明的酋长看作奇货可居的宝货，并收进《黑马文丛》。我知道酋长要出这书时，已是今年一月下旬的事了，因为书已出来，且酋长已遵照承诺删掉作者那些想入非非、假造事实之语，此事也就算告一段落。但在打击了制假者以后，竟然还有少数小文人为制假者打抱不平，说什么制假虽不对，但可以在报纸刊物上与某文人打笔仗，而不应该求助政府。对于持这类论调的小文人，我实在抱歉得很，因为本人没有在报纸上耍猴戏给各位观赏的雅兴，也不相信这类舔碗底的小“文人”有什么正义感。这类人之所以出来打抱不平，只是物伤其类罢了。而酋长在以“某某某挑战何清涟”为词进行大幅广告炒作以谋大利却没达到目的后，竟又不惜制造我“与政府合谋搞掉《黑马文丛》”的谣言辱我清誉。我在电话中正告大酋长，只要有人出来指证他说过那些话，或者他在任何公开场合说过类似的话，哪怕是有人将他的谣言写成文字被我看到，本人将毫不迟疑顺藤摸瓜地以诽谤罪诉诸法律。至于这种如同地下室的老鼠般躲在阴暗角落里不停啮咬的行径，本来就非人类所为，所以连身为男人并兼“出版家”、“思想家”的草原部落大酋长自己也羞于承认自己曾说过那些话。在此要说明的是，《黑马文丛》收的是哪几本书我至今也不清楚，这倒不是我胆敢瞧不起其他作者，只是因为看到那文丛的名字就有一种深深的被侮辱之感，所以宁可错失机会，这一点要真诚地敬请其他作者原谅。至于说我为人厉害，一方面批评政府，一方面又依靠政府之类，这话实在表明酋长与那位小文人的言行混乱之极，且对事物缺乏起码的认知。首先，现在的政府是中国惟一的执法机构，难道我不向政府申诉要求惩处非法出版物的制作团伙，而去找黑社会的“教父”？更何况某小文人早已先放出风来说我要找黑社会的人修理他，还为此也去依靠了一把政府，给深圳市领导写了一封控告信，只是提供不出任何证据，没能依靠上罢了。其次，酋长自己难道是不食周粟，呆在首阳山里饿死的伯夷、叔齐？他自己“做书”，不是也在依靠政府垄断的出版行业给书号吗？说我厉害那倒没什么，因为如果我不“厉害”一点，并为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依法而战，甚至愚蠢地听从那些在报纸上讨公道的“善意”劝告，那不早被他们连骨头渣都吃没了？至于历年来被那位小文人吃的不幸者，包括早已闭关的老历史学家、死去的张志新，以及一位被兜头泼了一盆脏水，从此失去欢笑的小姑娘，又有哪位小文人出来为他们讨个公道？
我也发自内心地可怜这些人。他们也许是习惯成自然，一向为所欲为伤害人家成了日常行为的一部分，竟然常常弄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往往在受害者诉诸法律或行政执法机关以后，又来抱怨人家不该依靠政府——这行为怎也不像是大男人所为，倒像是……所为，此情此景真是可怜复可叹。在此我还是劝他们到每个市、县政府都设有的“普法办”去领上一本不花钱的“普法常识”，支出一点“机会成本”，花一点时间，坐在家里看上一两遍罢，以免今后被别人与“政府合谋”因他们的诽谤罪施加法律惩治。
建立这一“资产负债表”，目的是立此存照，毕竟这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景观。如果不是我的“影响”近年来扩及到“文坛”，想要得到小文人的侮辱都还没处找门呢，人家造谣侮辱您是看得起您哪，这点“道理”我现在已然明白了。前十年我在两本只有思想界看的杂志上发了《现代化的陷阱》那么多章节，也没有人来招我惹我，看来这“文坛”实在是惹不起也躲不起。前一向有一位活了九十好几且因做汉奸坐过牢的人，翻出当年旧案，说明自己的历史不是以前定的那样，又是征婚，又是为自己平反，一时间好不热闹，居然还有几位年青女子应征，还有传媒大大捧场。看来造谣者还是好好保养为上，通过多种途径赚钱，活到千岁千岁千千岁，等到同时代人都去世了，那时他们老而不死竟成贼，可以翻出现在这段已通过行政执法板上钉钉的公案，红口白牙再写出点“内幕”“背后”来为自己“平反”。
“文坛”的风景线，多了这么几棵菜，煞是好看，也从而使得我辈必须将有用之精力从事无用之劳动，在“资产负债表”上增加支出，减少收益。但据我所知，依靠这类左道旁门青史留名的人，可能只会有一个姚文元。太小了的小文人，那本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新儒林外史》他们也挤不进去，那里面的前十几把交椅，乃至几十把交椅，还有人要坐。要想在《新儒林外史》里排上座次，还是把“局”再玩大一点，弄点惊天动地的大冤案出来。
随笔、文学、经济学及其他
？ 王彬彬
一
随笔这名称，已变得很宽泛。有各种各样的随笔。而各种各样的随笔的繁盛，大抵与思想的相对解放，言论空间的相对扩大是连在一起的。先秦诸子，论起体裁，恐怕也只能说是随笔。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影响了中华民族心理言行数千年之久的那些思想、观念，原不过是以随笔的方式表达的。说起来，随笔，原就是中国人做学问的基本方式。降至近代，梁启超的“报章文体”，真有着倒海翻江般的影响，按时人的说法，是“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梁氏别具一格的随笔，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有相当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随笔的大繁盛期，出现了鲁迅、周作人这样的随笔大家。记得鲁迅说过，这时期，随笔的成就，是在小说、诗歌等其他样式之上的。
“文革”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笔又进入一次繁盛期。享誉已久的《读书》，应该说也是一种随笔刊物吧，它对二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广东的《随笔》，亦有广泛的影响和良好的口碑。近些年，综合性的报刊，大都乐于以较多的篇幅和较重要的位置刊载随笔，同时，专门的随笔刊物也多了起来。例如，与《读书》《随笔》相比属后起之秀的《书屋》，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我是爱读随笔的。在我看来，精彩的随笔，远比那种“胡适体”与“鲁迅风”地瞎扯一气的所谓学术论文，要有价值得多。即使是那种低能的随笔，我有时也看一看，看人的神智会昏乱到何种模样，看人的心理会阴暗到何种程度，看人的脸皮会厚实到何种地步。
但鄙薄随笔者，也总有人在。倘若有那种从不写随笔者对随笔表示鄙薄，我愿对他的言行一致表示敬意。但倘若有人在专门的随笔刊物上，以随笔的方式，对随笔表示不屑，那就无异于是在对着镜子自抽耳光，心里却想着是在揍别人了。这样的奇文，还就真能读到——《书屋》一九九九年第四期的“专栏集萃”中，有一篇《经济学“来了”》（下称《“来了”》），便是这样的奇文。《“来了”》说：“我过去以为只有没出息的文人才闭着眼睛写随笔，现在知道了，新经济学家也喜欢一本接一本不停地出版一种叫做‘人文经济学随笔’的东西，确实不摆架子，‘文笔’也清新流畅，不时还有感觉的湍流，真情的火花，‘实在标致极了’。”于是，我们知道，从外国的蒙田、尼采、梭罗、屠格涅夫、卡夫卡，到中国的鲁迅、周作人、汪曾祺、季羡林、张中行、王蒙、邵燕祥、牧惠、余华、叶兆言，等等，等等，都不过是“没出息的文人”。当代中国文坛上，因不写随笔而变得有“出息”的人，撑死了也就占到十分之一吧。《“来了”》的作者，自然是有“出息”者之一。然而，即使我们认为他从不曾写过随笔，即使我们把他近年写下的众多文章，包括这篇东扯西拉、夹缠不清的《“来了”》都算成是庄严的学术论文，就足以显示其有“出息”了么？究竟自以为有“出息”的成就是已经创造出来了，还是正在创造着？抑或是要我们相信超凡的成就总有一天会被创造出来从而心安理得地预支一份良好的自我感觉？
当然，这位先生的话还可以有一种理解。也许，是否有出息，不在是否写随笔，而在于写时是睁眼还是闭眼。那么，这位先生的随笔，一定是睁着眼睛写的。——幸亏如此，才写出了现在这种水平，倘如没“出息”的人那样“闭着眼睛”写，写出的就更不知是怎样的东西了。
二
我刚才提到了梭罗。梭罗的随笔集《瓦尔登湖》，同蒙田的随笔一样，既是文学经典，又是思想史上的名作。而《瓦尔登湖》开卷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