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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风派”的批评。这位先生近年常常批评“风派”，有时还引用鲁迅那段著名的话。那段话是这样说的吧：“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倘若有人为“配合”一九九0年的“形势”而痛斥“和平演变”和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文学研究的“最高原则”，而为了“配合”一九九六年的“形势”，又沉痛地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左”的危害，严肃地提醒人们警惕“左”的回潮，——这样的人，该说他是什么呢？而倘若偏偏是这样的人，却把对“风派”的批判挂在嘴上，又该如何说他呢？
五
对所谓“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出现在这位先生近年的大部分文章中。就那么几句原话，不厌其烦地说着，总让人想到祥林嫂。《“来了”》里也有：“前两年以为大叫几声‘道德理想主义’就可以集道德理想于一身的文坛慷慨党，……都是受了早被‘五四’一辈人深刻批判过的同样属于中国传统的‘名教’的‘影响所致’不肯‘循名责实’（按：这是一句文理不通的话。）……似这般身中‘名教’剧毒而吠声吠影的‘思想模式’，必然‘扶东倒西’……”就算这位先生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对“慷慨党”的讥嘲是合理的吧，但我分明记得，您也曾对张承志的“道德理想主义”热烈地称颂，也曾疾呼“信仰是一面不倒的旗”从而成为“慷慨党”中声调最高者。您忘了，我可以再提醒您一下：
在如此混乱不堪风气大坏的人文局面中，一贯孤立而又孤独的张承志却显得从未有过的忠实与安定。张承志在我们的时代生活之侧，在我们时代的文学活动的边缘，经过长期孤独的跋涉，终于为自己寻到了一个理想的位置，“前定”的归宿和可以停泊灵魂孤舟的锚地了。张承志是生活在我们时代又超出我们时代的一个写作者，是处于世纪末而又最少世纪末流行病的强者。张承志是跨世纪跨时间跨历史阶段的那种作家，他的笔指向人类精神生活的永恒之境，信仰之境。……对于张承志来说，信仰是面不倒的旗，这不为别的，因为他信。……张承志是在后理想主义时代高举理想主义大旗的作家，是在“立场”几乎不存在的多元也是多疑的时代更加沉稳地守住“立场”的信徒，是在生存的无名状态和等待命名的状态中毫不犹豫不含糊地要给一切暧昧之境加以命名的语言艺术家。……如果我们不能要求全部的作品都要像《心灵史》那样为理想为信仰笑骂歌哭，那么我至少要在文学终极的内含意义上规定文学的精神性、理想性、信仰性。
我们现在有坚定信仰的作家吗？有宗教徒一般虔诚的作家吗？张承志至少是一个。
请原谅我不能提醒得更多。这些话是您说的么？您是否也曾“身中‘名教’剧毒”而“吠声吠影”呢？当然，您已经脱毒。但您能不能不再只是对他人曾经的“中毒”嘲骂不休，却从不肯将自家迅速脱毒的妙法金针度人？
《“来了”》还说：“像鲁迅那样名副其实道德高尚文采斐然的有几个？”这也是一句这位先生近年常说的话。但问题是为什么总拿别人同鲁迅比而不拿别人同自己比一比？为什么不能成贤成圣就干脆为盗为贼？在芸芸众生中，道德也有高下之分。例如，同样有某种丑行，有人被揭露后知羞而退，表现出“近乎勇”的“知耻”，有人则强词夺理，百般抵赖，撒谎、耍泼、倒打一耙，现出痞子本色：与前者相比，后者心地显得何等劣质。再例如，有人在水深齐腰时，也还能从容镇定，有人则水刚淹了脚脖子便方寸大乱，为“脱险”而将灵魂快速地出卖：与后者相比，前者难道不显得更为高尚么？
《“来了”》这样结尾：“但愿这回来的真是经济学，而不只‘来了’，则文学就算过去，又何足道哉。”究竟是谁在将经济学与文学如此尖锐地对立起来，以致于一个“来了”一个就必得“过去”？这篇文章中所嘲骂的观点，包括一些加引号的话，都没有说明出处。即便是写随笔，也该稍稍负责些，——对自己，也对读者。时时想要骂人却又处处惮于负责，拼命尖酸刻薄却又终于吞吐闪烁，是写不好文章的。
这几年，目睹文坛上一些人的表演，我可真算是长了见识。原来人可以在把左手伸进别人口袋的同时右手高举“慎防扒手”的招牌；可以当街把口袋里刚刚乞讨来的两枚硬币拍得丁当作响并大声嘲笑他人的贫穷；可以模仿朋友的口吻说些为自己开脱的话；甚至可以模仿同学的笔迹写下对自己的赠言……人的脸皮，究竟能厚到何种程度呢？
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与“人文经济学”
？ 陈彩虹
《书屋》一九九九年第四期上专栏集萃中郜元宝先生的《经济学“来了”》引发了我对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思考。我对于郜先生批判“文学专业中先进人士速成经济学”的观点自是赞同有加的。由这种批判细想开去，我产生了一些自责。自己是学经济学出身的科班之士，经济规律、经济模型以至于医却中国经济问题的“良方”没少抛出，大小报刊亦时有文见，却发现众多研讨，其中包括自己认为很是灼热深刻的“思想”，只在那个小得可怜的学界圈内流传。一九九八年，某大学出版社朋友帮忙出版了正正统统的论文集，只落得个一千册印数，书店不敢进货的结局。经济学人并没有将“经济效用”规则运用得最好，多少是些讽刺。倒是郜先生谈及的那种“人文经济学”火热了市场，这岂不是中国“正宗经济学人”的悲哀？既然人出生落地就得吃喝拉撒睡，就得挂钩交易类市场，就得纠缠经济问题，是不是“正宗经济学人”应当拨划些精力，走向现实普通至极的生活里去论三道四呢？想着想着，陡然地生就一股责任感，郜先生对“人文经济学”家们的批判，倒让我几分难为情了――自该为之而不为，他人为之而受责。不安矣，心不安矣。
文学人士进入经济学来成就“新经济学”当然是有些理由的。这需要从经济学自身的困惑谈起。
经济学毫无疑问是“西学”。对于我们这些四十多岁的“经济学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断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之根，多年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强行灌输又生长出了本能性的“逆反”心理，文化大革命之后一进入大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还没有学全，几近白纸般的心灵上便迅速地涂满了新潮的“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与分析方法。不论是不是到国外受过专门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充斥于这一代人头脑中的经济学思想，主流部分无疑是当代最实用性的“西式学问”。对于那些深究者，则不但提问的方式西化，提问的语言表达西化，就是问题本身也是“西方型”的，以致于经济学有着“西化先驱”的意味而受到海内外多种声音的批评。然而，批评归批评，中国经济学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经济学人，熟知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是完全从外面引进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表达是直白的，至少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如此，它完全诉诸于功利。成本—效益分析构造了主流经济学的全部基础，也构造了主流经济学的几近全部内容。尽管我们有着种种翻版式的特殊表达，如“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运用”、“经济学讲究以最小的成本支出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等等，归根结底都落实到功利的评价之上。由此来分析经济学说的发展史，从亚当．斯密的分工形成交换，交换产生效益，到边际学派的收益递减规律，再到交易成本比较下的经济制度的选择，无一不可在功利的旗帜下找到根由。加上西方经济学里大量对于数学模型的运用，量化分析，社会生活中“人”的因素被约化掉了，那种在古典经济学里能够找到的伦理道德因素、文化传统、历史典型经验、意识形态等所谓“人文”的东西，完全地在“效用函数”中消失，经济学变化成了只问“投入”和“产出”，只问“投入产出比”的数量关系学了。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功利目标的纯粹化追逐，制造了经济学对于现实经济生活的巨大距离感，生活里毕竟太多的“人文”成分左右着经济活动，文化传统无不在深深地影响着成本对于效益的关系。谓之为主流学说，实则在对于生活的解释方面，时刻面临“下岗”的危机。在那些视经济学生存和发展为己任的经济学家们那里，赢得经济学继续发展的要旨并不在纯粹的数量关系上。出路只有一条，走向生活现实，理入生活中的价值判断，寻找确定的经济形式的道德基础，思考文化传统产生的“路径依赖”。一言以蔽之，经济学不能只是种种算法，而要深究种种算法之后为何如此的“人”的缘由。
由此，经济学界内部有了公平与效率的争论。“公平”的旗帜一展，经济学就部分地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社会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被经济学所高度关注而有了“人文”的空间。就非常狭义的理解来说，“效率”涉及的是经济学中的生产与经营问题，“公平”则涉及的是经济学中的分配问题。从人类社会开始，任何分配都是深深地镶嵌着社会文化因素的，例如分配的制度，它总是一定知识格局与传统沉淀之下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讲，“公平”的判定，就是某种特定文化积累下的共识之说，因为世界上绝不存在着共同性的、普遍性的“公平”，历史从来就没有上演过这样的一幕。除非我们可以痛下决心，在能够主宰世界的假定下，实现分配上的“绝对平均”。显而易见，“绝对平均”绝不是“公平”。
由此，我们的经济学又在不知不觉中步入到了社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