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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思想研究》，王路著，商务印书馆即将再版）
关于《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增修本
王学泰
耗时半载，重装了两次windows，总算完成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修订。这个“增修本”比原书增加了17万字，如果加上修改的文字，“增修本”更动的文字大约在20万左右。原书近40万字，“增修本”近60万字，等于写了一本新书。这是在这个增修本出版以前先要向读者说明的。
在修改本书之前，又认真地读了一遍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最近台湾学者龚鹏程在《游的精神文化史论》对“乡土中国”的传统理念表示质疑，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居与游互动的社会”，它包含“居民”和“游民”这两种基本类型。游者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势力之一。但长期以来，存在着“土”对“水”的压迫和蔑视，这实际上是居民社会对流民社会的歧视，显示了居民社会的文化强权。导致这种霸权的建立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需要与土地联姻的固定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皇帝、官僚阶层和乡村宗法制度的坚定支持。龚先生论述的确使人耳目一新，他关注到人们流动起来的时候必然产生与“居民”不同的思想性格，但他忽略了人们的“游”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目的给人们思想带来的改变也是不同的），因为费先生研究的是古代中国的主流社会，这是在研究从主流社会流离出的游民时必须先搞清楚的。古代的主流社会从组织形式上是宗法的，从生产方式上说是自然的小农经济。从其稳固性上来说，费先生称之为“乡土社会”。费先生很重视这个“土”字。他说：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这表明我们传统上就是农业社会，从黄河、长江到珠江一带的人们都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我们祖先就是主要依靠农业维持生存和发展，读周族的史诗如《生民》《皇矣》《笃公刘》《绵》等中所写的周族祖先如后稷、公刘、古公直父等都是精于耕作的农业专家、都是善于在“土里刨食”的行家里手。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
尽管后来我们有了城市，而且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但土地是命根，一切都仰仗于它，即使城里人也离不开它，因为土地——农业是人的基础。农业是人类第一产业，是最贴近生活和最富于人性的，特别是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农业。这样连管理一方的“土地爷”也被人们塑造成最人性化，管理人们家长里短的小神。费先生强调“乡土社会”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流动，安土重迁。对于乡土中人，固定不变是常态，迁移、流动是变态。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 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是什么引起的乡土社会的人们的迁移和流动？费孝通提出了人口的增长，土地不胜负担时，人口的流动发生了。因为即使无灾无害，每一块土地所能养育的人口都有一个饱和度，超过了这个“度”，“分群”迁徙就不可避免。然而，这有个度，即在他所能到达的范围内土地还有余裕。也就是说如果某宗族人口增长了，先是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农作物产量的办法以满足多余人口的需求，直到非得“宣泄”不可时，便产生了有目的和无目的的两种宣泄。由于历代统治者（在宋代以后特别明显）对民众流动的限制，也因为国人内陆居民的性格，这种“宣泄”很难流播到海外。这与欧洲人有很大区别。其实，更大量的是因为天灾人祸、被迫离开乡土社会的人们。另外，除了流播到其他土地上之外，还有大量的人们在城镇中以其他方式谋生。这些人大多是使本书研究的对象——游民。
因此，可以说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所研究的是古代的中国人在乡土社会中生活状况、思想状况；而本书研究的乃是脱离了乡土社会的人们生活、思想状况。因此费先生的《乡土中国》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古代的中国农民当他们有田可种，能够维持半饥半饱生活的时候，他们生活在“乡土中国”中，他们的思想性格正像费先生描写的一样，当他们被乡土中国抛弃、成为游民、堕入江湖，其思想性格必然发生变化，逐渐远离乡土中国，变成像本书所描绘的那样。虽然原书也意识到“乡土中国”是自己思考的出发点，这次修订时这个意识更加自觉了。
这次增修主要针对原书的缺憾做了大量补充，其中有以下几点提醒读者们关注：
一，游民历代皆有，但形成群体是在宋代。宋代有许多与前代不同的社会特征，这些特点与游民大量产生及群体的形成有极大的关系。如宋代初年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政策使得土地所有权变更速度加快，土地的所有权的流转过程中必然使许多人离开乡土社会，大量人口脱序，称为游民。另外，两宋大城市的繁荣、特别是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的工商业、服务业发达给读史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发达的工商业、服务业为流入城市的游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使得游民能在城市生存下来，如何看待这个社会现象，历史学界也是有争论的。我以为宋代大城市的繁荣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游民大量流入城市、劳动力廉价；二是宋代中叶以后对于官员、士大夫特别优待，俸禄之高，超出历代。这两个因素遇到一起，即可形成高消费的热潮。这个现象是史学界关注不够的。这次“增修本”中对于这个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二，宋代是游民多与游民活动特别有影响力的时期，游民的江湖也于此时出现，但游民是旋生旋灭的，北宋末、南宋末、元末乃至明末都有大量的游民死于战乱。特别是明初的重建宗法、重建小农，游民基本上消失。后来虽然人口膨胀、兼并剧烈，游民逐渐增长，明中叶以后直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作为一个人数众多游民群体基本上没有消失过。宋代以后，游民增长与活动显示出阶段性，各个阶段的游民活动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在原书中缺少论述，“增修本”在上述这些方面做了补充。
三，一些通俗文艺作品中的游民意识是如何影响广大民众、甚至成为民众、特别是底层社会的人们认识世界、认识历史、判断是非的主要依据，从而成为游民社会化与社会游民化主要桥梁的呢？这与通俗文艺作品的传播是分不开的。原书虽然探讨了通俗文艺在民间的影响，但对于通俗文艺作品中的话语在民众头脑中扎根现象关注不够，本书在这些方面做了补充。书中还提到齐如山先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所写的《戏文警句》，那篇短文中罗列了一百多句当时流行于北平人口头的警句以为证据。
四，加强了对“三教之外，还有一教”即“小说教”的论述。本书的目的在于阐述游民问题不单纯是个社会问题，更是个文化问题。我们讲传统文化目光都集中在儒释道三家上，对于在民间有广泛影响，甚至这种影响也波及到其他阶层的“小说教”却忽略了。虽然原书也谈到这个问题，但没有列为专节。“增修本”把这个问题作为专节来论述，并征引了前人在这方面的探索。
五，从游民的社会化的角度探讨了江湖问题。原书只从游民奋斗的空间的角度分析了江湖的性质，其实江湖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它处于隐性状态，与主流社会相背离的。投入江湖的不仅仅是游民，也包括了许多其他阶层的边缘人物。这些边缘人物想在江湖中觅求他们在主流社会得不到的东西。上层社会的边缘人物投入江湖后，往往会成为江湖的中坚或领袖。这种反主流社会的江湖出现于宋代。宋代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游民，他们以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