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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哪里能用市价来衡量呢？应该是无价之宝啊。难怪近年来红山古玉在海外为收藏家所争宠。
说这些话的我们，当时也没有料到，就在当年晚些时候，一件“鬼谷子下山”题材的元代青花瓷器在伦敦拍卖行拍出两千四百万英镑。大凡从“文化革命”中走过来的中老年人，恐怕对这个数字都难以置信吧。那一代人的记忆中有多少传统文化的遗物被当作“四旧”而被打碎，无法统计了。
就在我动笔撰写这篇文章之际，2007年2月27日，中国人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的奖牌揭晓，在国际传统的奖牌金属制作工艺上添加了玉，使奥林匹克奖牌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而身价倍增。这一举措可以说是对中国玉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
牛河梁熊头之谜
整整20年前，我还在西安的大学里教书，因为研究高唐神女的神话，而涉足到当时的女神研究领域，一篇专家论文干脆把新发现的辽宁牛河梁出土5500年前的中华民族女性祖神实物雕像称作“东方维纳斯”，实在是够刺激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则诗意盎然地把她形容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共祖”。如果此言不虚，那么，牛河梁女神不是比供奉于陕西黄陵县黄帝陵园的黄帝像，或者河南新郑黄帝故里的熊足大鼎，更有资格作为全世界华人寻根问祖的对象吗？二十多年来，去牛河梁探访中华史前女神文化所遗留下来的痕迹，一直是萦绕在我心中的梦想。4月8日，圆梦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们一行十余人，由德力格尔副院长带队，从赤峰学院驱车来到牛河梁。今人看到沉睡地下5500年前的神庙，也就是看到了相当于黄帝之前的礼仪活动空间和崇拜对象。就此而言，我们比司马迁还要幸运，虽然司马迁博学多闻者，但是他没有亲眼看到黄帝时代甚至更早的神庙和神像。在西汉，人们只有凭借书写的文献资料和民间传说去追溯远古的历史。远处的猪熊山也默默无语，似乎在见证着千万年的沧桑变化。关于这猪熊山，也有故事。它位于正对着牛河梁的一个山脉的顶端，远望过去就像一只伏卧着的巨兽。至于这动物到底是熊，还是猪，仅靠感觉确实闹不大清楚。在当地人的说法中，有叫猪山的，也有叫熊山的。不过在我们的地理知识中，以熊山更加引人注目。如韩国、日本也都有熊山。中原的河南则有熊耳山，对应着《山海经·中山经》记录的“熊耳之山”，以及“熊山有穴曰熊穴，恒出神人”。类似的参照材料，可以使我们眼前的这一座“熊山”显露出一丝神圣性。
如果一座山峰，只是由于外形的相似而被以某种动物来命名，那就没有必要去深究。如果这里是确实有过某种动物的崇拜，那情况就不同了。在韩国，有个叫作“熊津”的地方是崇拜过熊图腾的记号。我们目前面对的熊山，有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呢？
这样的联想，似乎为后面的考察埋下了一个伏笔。
进入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上盖起来的考古工作站，我们先到简陋的展厅中一睹文物。最吸引大家的自然是女神头像。不过，让我更加好奇的是女神庙中出土的熊下颚骨和动物塑像残件。这些残件中有些难以辨认，有些很明确，比如熊爪和熊头！
既然是拜神的地方，怎么会出现多件熊的形象呢？莫非熊和女神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面对着五十多个世纪以前我们的先祖所留在神庙之中的这个熊的头骨，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沉淀在脑海深处的关于熊头骨与北方狩猎民族之关系的知识储备一点点浮出水面——
第一例是鞑靼海峡的奥罗奇人：
奥罗奇人之所以对熊特别尊重，是因为熊神的亲族常常变成熊的形状在树林中游荡，而要把一只普通的熊同一个熊神区别开来，并非易事。其次，在所有举行这种仪式的民族那里，都有氏族的一个女人和熊结成夫妻的传说。因此，在熊节中有一套庄严而复杂的宗教仪式，熊头受到特别尊敬，熊头悬挂在神杆上，一块骨头也不得遗失，一滴熊血也不能让脚践踏。（斯特忍堡《鞑靼海峡的奥罗奇人》，郭燕顺等编《民族译文集》第一辑，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苏联研究室，1983年，第274页）
第二个例子，是女真一满族人的前身靺鞨人崇拜熊的情况。日本文献史料记载说，在七世纪寇钞（抢劫）靺鞨部落时，从靺鞨人那里得来的俘获物当中就有一些活熊，大概这些熊是为过熊节而专门养肥的。
第三例是前苏联学者索科洛娃等对欧亚大陆北方普遍存在的熊图腾现象的描述：
在对熊的崇拜中，交织着图腾崇拜和生业崇拜的一些特征。在熊的下述昵称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许呼叫这种动物的名称，一般都称“兽”、“老兄”、“老人”、“爷爷”等等。尾高指出了生业崇拜同祖先崇拜之间的若干相似之处。一些动物神灵，往往都以家畜保护神的面目出现。在各家的房子里都挂有一些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头骨。后者的头骨能够保佑狩猎顺利。（264页）
第四个例子是尼安德特人熊头祭坛，表明这种熊崇拜信仰的远源如何古老得让人难以置信。在阿尔卑斯山脉及其附近地区，二十世纪以来不断发现许多人工放置的洞熊的头（颅）骨。从1923年到1925年，考古学家发掘瑞士的野人洞，发现几个熊的颅骨与一些长骨堆放一起。1950年在奥地利的一个石穴中发现三个东西向安放的熊颅骨和长骨（参看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第1章4节）。
参照这些以熊或者熊头骨为神圣的实例，我忽然意识到，对于牛河梁女神庙的熊头，有三种可能的解释：
（一）熊头骨的存在，代表红山人崇拜的熊神偶像；（二）代表氏族的图腾，体现着以熊为部落祖先的血缘观念；（三）代表的是熊神使者，即人与熊神沟通的中介物。
上述的三种解释，不论是哪一种更加合理，都同样表明熊在史前人心目中并不是一般的家畜和野兽。人与熊打交道的历史，比起人类进入文明以后的历史，不知道要长久多少倍。法国南部一洞穴中发现的彩绘岩画熊距今三万五千年了，有人类第一幅油画的美誉。被今人几乎遗忘了的这种无比悠久的人熊关系史，可以借助新发现实物材料相对地还原，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熊神或者熊图腾的观念，也可以参照民族学的活化石得到重构。
在料峭的春寒中，我不禁为这学术探索中难得的灵光一现激动得浑身颤栗。
从牛河梁工作站出来，继续参观积石冢群，就是1984年发掘出那一对玉龙的所在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庙与坟冢的相互对应：玉雕熊龙用于埋葬死者，泥塑熊神偶像则用于生人举行仪式祭祀的神庙中，并且与泥塑的女神像对应出现。这就隐约透露出围绕着熊神偶像的一套信仰和仪式。在我看来，孙守道等发掘者最初将积石冢出土的一对玉龙指认为猪龙，后来经过仔细研究又改叫“熊龙”，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改判。尽管至今学术界仍然众说纷纭，没有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更加充分的旁证还是会使熊龙说后来居上，获得认可吧。
4月8日只是考察开始的第一天，当时根本没有意料到，在随后几天中，还会相继看到林西的石熊与石雕女神像的双重发现、赤峰的蚌雕熊神偶与人形偶像的同时存在，等等。回想起来，就好像有一系列的熊图腾神话遗迹正在等待着发现者。告别牛河梁之际，熊山，熊龙，熊头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在随后对中外历史典籍和考古文献资料的深入探究中，我益发意识到：熊神崇拜是一种分布广泛的古老宗教，虽然没有统一的经典和教堂、祭司阶级，却有着对于死而复活信仰的共同象征物——熊骨或者熊形像的高度关注。出于这种集中的关注，熊甚至成为耶稣基督出现以前世界上曾经十分普遍地信奉的与死而复活信仰有关的尊神。
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
陈 明
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学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等于《丧家狗：我读“论语”》。对于刚刚拜读的李零先生这部近著，我只能用这样一个等式来加以概括描述。
先说作家的文采。上海有个叫江晓原的教授写过一篇文章专门称赞李零先生文章写得好，结尾好像是说“为什么现在看《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李零先生已经不给它写稿了。”他们专业有交叉，互相读得比较多，但我并不认为这属于戏班子里的喝彩。《读书》读者减少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跟“读书体”你可以不喜欢但很难说不好一样，李零先生的文章你可以说怪怪的但不能不承认它别具一格。跟苏东坡不同，对于已有《花问一壶酒》等博得天下文名的李零来说，应该还是十分受用的——甚至比夸他的简帛整理、巫术房中术研究更加受用！私下感觉，就学者和作家这两种身份，李零先生对后者似乎比对前者更在意一些——至于这究竟是时代之故还是天性使然就不敢妄加揣测了。这两种性向的冲突和平衡或平衡和冲突，或许是了解传统文化人心理的一个有趣视角。
再说训诂学家的眼界——这也许是重点。训诂就是识文断字。朴学强调“读书先识字”。惠栋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我们做中国古代思想的，识字不多，知道必须站到训诂考据家的肩膀上把东西看清楚明白了，才有思考想象的材料和方向。像近些年蔚为大观的“郭店简”、“上博简”讨论，就主要是借助训诂考据工作者的文献整理才收获自己的成果的。我跟李零最近一次照面即是在上海听他讲《淄衣》《诗论》等。别的都忘了，但报告厅里的投入认真以及心底的钦敬和感激还十分清楚的记得。上海博物馆邀请李零先生主持整理工作，反映了学界对其专业素养的高度认可和信任。
但是，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