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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障眼法
在列宁晚年联共（布）党内发生了两场斗争，一场是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另一场是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在这两场斗争中，列宁最后结论是，威胁党和革命的命运、导致党的分裂的隐患是斯大林，建议党的代表大会罢免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在这两场斗争中，他倚重的惟一一个党的领袖就是托洛茨基。
列宁因失去语言能力不能理政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政治局多数派就扭转了斗争的大方向，把列宁反对官僚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变成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把罢免斯大林变成排挤托洛茨基。这些自称是列宁的“学生们”在列宁尚能理政时就在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上公然对抗，在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后不仅拒不执行列宁罢免斯大林的“遗嘱”，而是千方百计地封杀列宁的“遗嘱”和他的晚年文章。当他们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列宁“遗嘱”时，也极力袒护斯大林。1926年，当季托联合反对派共同要求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时，布哈林竟然为保护斯大林而做伪证（参见严秀：《布哈林为斯大林保驾护航的教训》，载《随笔》2001年第3期）。这样的人怎么会为捍卫列宁主义而斗争呢难怪托洛茨基嘲讽说，他们是在利用死去的列宁反对活的列宁，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反对列宁主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为了个人的野心私利，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背叛了列宁，保护了斯大林，为排挤坚持反官僚主义、维护党内民主斗争的托洛茨基而肆意践踏党内民主，最终使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沦为斯大林独裁工具的党，最后，他们自己也成了斯大林独裁祭坛上的牺牲。
不过，当年的多数派无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早在1922年秋，列宁第一次发病期间，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为排挤托洛茨基结成“三驾马车”，此后又形成“五人小组”并扩大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参见：《斯大林研究》，1992年第2辑，第1～16页）。更可怕的是七人小组代表的是一批有实权的中央委员。1924年召开的八月全会期间，季诺维也夫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等人，“七人小组”就是这次会议选出的执行机构，其候补人员有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伏龙芝。会议对新建的领导集体的活动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其中一条是自己的矛盾在小组内部调解，以便更好地对付托洛茨基。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难怪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专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4辑，第221～223页）。一旦成为控制政治局的多数后，他们便自称是党的领导核心，是列宁的合法继承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严格禁止列宁的“遗嘱”和他晚年文章的发表和传播。在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八十多年，列宁的“遗嘱”和晚年的文章已经收入中文《列宁全集》第2版，研究列宁晚年进行的两场斗争的专著也已经翻译出版后，再对此保持沉默，或继续坚持多数派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就说不过去了，哪怕是打着捍卫新经济政策的名义。但是，国内某些研究者似乎还没有发现这个矛盾。在他们看来，当年多数派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仍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只是重心有所不同，原来是捍卫列宁主义，现在主要是新经济政策，原来的功劳主要归于斯大林，现在是把它加在布哈林头上而已。
不过，当年多数派在把他们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说成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时，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把“重视农民”纳入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就是他们使用的障眼法。如果他们知道当年的障眼法对今天的学者还能起作用的话，肯定会十分得意。
其实，当时强调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重视农民的作用，并以此作为列宁主义的主要特征的，并不是季诺维也夫一人，而是联共（布）高层（托洛茨基除外）的共同工作。斯大林反对这个定义，提出他的列宁主义定义，那是后来的事了。早在1923年10月19日政治局多数对托洛茨基10月8日信的答复中，列举后者的第5条罪过就是：在农民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不止一次地犯根本性的错误。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基本可以归结为对农民的作用估计不足（第十次代表大会前，指的是托洛茨基在其1920年初的“新经济政策”提案被否定后，为摆脱经济危机而让工会为经济建设做更大的努力，从而引发的“工会问题”辩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指的是托洛茨基加速工业化的经济方针），有可能导致最危险的麻烦。在多数派给托洛茨基第二封信的答复中，引用了布哈林主笔的《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打倒派别活动》中关于列宁重视农民，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的一段。文中列数了党在十月革命后经历的三大危机中“托洛茨基的错误”，并要搞清楚他的错误根源。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追求革命的词句，不顾现实，因为他没有看到不愿意打仗的农民。在工会问题上，托洛茨基犯了同样的错误，原因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考虑农民的心理状态。目前的分歧是托洛茨基过分强调计划工作的重要性，而中央认为“我们还不得不骑在农民这匹干瘦的小马上走上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主要还是因为对农民估计不足，也就是偏离了列宁主义。偏离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历史和他对革命过程的特殊看法。最后一句话指的是托洛茨基曾是孟什维克和他提出的不断革命论。这段话把多数派在第一个答复中对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的指责具体化，充分暴露了他们强调列宁主义重视农民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指责托洛茨基轻视农民。
首先，布哈林《打倒派别活动》的文章就是贼喊捉贼。然而，把轻视农民的罪名强加给托洛茨基，把革命后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一切冲突都归结为前者轻视农民，后者重视农民，就是这位大理论家也有些力不从心，因此他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顾，就把轻视农民与八竿子打不着的布列斯特和谈、工会问题等硬扯到一起。其实这三次危机中的两次与布哈林都有关系。当年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分歧仅仅在于何时签订和约：列宁主张德方一旦发出最后通牒就签约；托洛茨基为了教育欧洲工人阶级，揭露克伦斯基散布的布尔什维克投靠德国的谎言，主张等德国人开始进攻后再签约。这和坚决主战，甚至一度考虑逮捕主和的列宁的布哈林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工会问题上，布哈林对工会的立场与托洛茨基一样受到了列宁的批评，但其中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托洛茨基是在他的“新经济政策”被否决之后才不得已求其次，要求工会“拧紧螺母”，为拯救经济颓势而努力；而布哈林是一直坚持战时共产主义的，因为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在我们想来并不是‘战时的’，也就是并不只适合于内战的某个阶段，而是万能的、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的‘正常’形式”。这段话被政治局的多数派收入他们对托洛茨基第二封信的答复中，可见他们为了把轻视农民强加给托洛茨基，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了。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么不体面的事呢
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为达到排挤托洛茨基的目的联手，在政治局内形成多数，但这还不够，还没有战胜托洛茨基的把握，他们需要打出列宁的旗号。然而在这方面有不少障碍。虽然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时托洛茨基站在孟什维克一边，但自从1917年5月加入布尔什维克之后，他就与列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基本一致了。特别是在列宁晚年，两人的一致之处更多，而且以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也弥合了。列宁晚年在病中进行的两场斗争（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和格鲁吉亚民族问题的斗争）中，主要依靠的就是托洛茨基。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为躲避临时政府的通缉而缺席和布尔什维克上层中有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公然反对武装起义，还有不少人消极对待武装起义的情况下，托洛茨基作为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和红军的缔造者，率领这支队伍战胜了白卫军和外国武装干涉。内战结束后，在经济恢复建设时期，托洛茨基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在苏维埃俄国，托洛茨基的威望仅次于列宁，他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所以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一边违抗列宁的意愿，一边又神化列宁，借助列宁的威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