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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知识分子产生于和平发展时期的高度集中的城邦社会中，他们的各种才能很容易在这样一个城邦社会中得到社会的表现；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则不相同，他们产生在一个庞大而分散的社会上，这个社会的集中性几乎仅仅是由政治上的集中性带来的。知识分子的才能获得政治统治者的赏识几乎是知识分子获得自己社会性影响的惟一形式。而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的竞争和诸侯国内部的政治治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无限广大的空间，也为他们提供了更优越的条件，舍此之外则几乎没有其他的文化孔道。这不仅是文化传播学的问题，也是文化发生学的问题。为政治统治者进行文化生产成了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文化业务，这同时也决定了这种产品的内容和形式。儒家知识分子是带着在政治领域之外产生的社会理想而到这个领域来寻找实现的途径的，但他们不可能获得当时政治统治者的真正同情，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是带着自己的才能来为政治统治者服务的，他们更是根据当时政治统治者的实际需要提出自己的见解、发挥自己的才能的，这就是法家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我把过去称之为兵家、纵横家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在法家知识分子在内，因为他们都是到诸侯国国王这里来“打工”的。法家文化从文化思想的角度体现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他们的理论家；兵家则是专门从事军事指挥的，是研究军事学的；纵横家是主要从事外交活动的，是一些外交家或演说家。正是这些广义上的法家知识分子，在春秋战国的社会舞台上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处于西部边陲的秦国正是通过商鞅变法改革了自己的政治，加强了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力量，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最后得以灭掉六国，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政治王朝的。我认为，只有到了秦王朝的建立，中国的社会才正式结束了自然社会的时代，进入了真正的政治社会的时代。它不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的血缘联系组织起整个社会的，而是通过一个完整的政治结构把整个中国联系为一个整体的。秦王朝的建立同时也意味着法家文化的胜利。
但是，当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之后，法家文化自身的弱点也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法家知识分子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中获得了普遍的重用，是因为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当时的一个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每一个诸侯国都在这种诸侯争霸的斗争中陷入了危机状态。这种危机是每一个诸侯国的国王和他的臣僚都能意识到的。它也使一个诸侯国内部的矛盾必须服从对外的战争，而加强诸侯国国王的权力是使自身具有凝聚力的前提，是有利于对外的战争的，也是这个诸侯国的臣民所无法回避、无法否定的。虽然最后胜利的只有一个诸侯国，但每一个诸侯国都不能坐以待毙，而法家文化为他们提供的则是惟一一条现实的、切实可行的政治途径。这决定了法家文化能够为他们普遍所接受，法家文化也乘机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但当中国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之后，外部的矛盾便在这个帝国的统治集团中迅速淡漠下来，只剩下了这个统治集团君臣之间、臣僚之间的相互对视，这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已经没有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目标，也没有了一个统一的功过标准。在存在外部矛盾的时候，臣僚的政治军事才能和具体社会作用是国王巩固和发展自己政治统治的必不可少的力量，即使从自己的私利出发也不能随意处置他们，而真正忠于职守的臣僚至少在心理上可以找到一点安全感，并且能够在自己君主的统治下获得自己立身扬名的个人人生价值的体现。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但这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到底还可以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效能很高的政治统治集团。而到了只剩下这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时候，帝王和臣僚就已经没有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彼此分享的是帝王一个人的“国家”、一个人的权力，就像一群狗抢食着同样一盆狗食，内部的矛盾斗争就尖锐起来了。而在法家文化的观念下，彼此这种利害的冲突则是正常的、合理的，胜利是有才智、有能力的表现，失败是愚蠢无能的表现，其价值观念不是限制着内部的分裂而是鼓励着这种分裂。帝王为了控制群臣可以指鹿为马，臣僚为了获得帝王的欢心、利用帝王获取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可以颠倒是非、蒙上欺下，而臣僚之间更是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这个政治统治集团也就迅速走向瓦解，失去了诸侯并立时的生命活力。与此同时，分封制下的诸侯国君主对于自己治下的国家有着天然的私有权，这种私有权作为一种传统是得到臣民的认可的，而秦王朝则是在消灭六国的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它的所有权靠的仅仅是武装的侵略，被消灭了的六国贵族并不认为秦始皇及其子孙具有对全国的统治权。秦始皇用武力夺取了政权，他们也可以用武力再把这个政权夺回去。法家文化无法赋予秦王朝以道义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第三，秦王朝建立了一个郡县制的统一的政治统治机构，把政治统治提高到了社会性的高度，但其经济基础却依然是非社会化的农业自然经济。这种自然经济与其社会化的政治统治构成了尖锐的矛盾。秦始皇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化措施，都与分散的农业自然经济发生着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使整个社会民众陷入一种无序的生活状态，把政治统治与人民实际生活的矛盾无限扩大开来。这些矛盾都暴露出了法家文化的一个根本的弱点，即法家文化是建立在帝王个人专制基础之上的政治文化，是把整个社会视为帝王一个人的私有财产的文化。他的“法”不具有普遍的社会的性质，只是帝王统治整个社会的方法和手段，这导致了帝王与他治下的臣民的绝对分裂。当有外敌时，它是加强内部的凝聚力、发掘内部潜力、强化自身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而一当没有外敌，它就失去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成了加深内部矛盾、加速内部分裂的文化倾向。法家文化使秦国强大起来，统一了中国，但也使这个帝国迅速瓦解，走向了灭亡。它同时也使此后建立的汉王朝，不再把自己的基础完全建立在法家文化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文化的旗帜高高插在中国政治统治的战车上。
鲁迅与中国文化（一）第7节
中外文化的交流，使我们把产生在西方的学术概念也广泛地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自从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国学者也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于是有了儒家的哲学、法家的哲学、墨家的哲学等等。但我认为，在中国古代土生土长的思想学说中，真正具有哲学性质的是老子开创的道家文化。老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
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人类对整个宇宙和人生的理解和认识。人类可以对宇宙人生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但只有那些把宇宙和人生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来认识，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才能够被视为一个哲学家，他的思想学说也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哲学。儒家文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学说，它在总体上是一种社会学，但不是一种哲学。孔子并不关心整个宇宙是什么，它是怎样产生的，怎样构成的，它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也并不真正关心人是什么，人是怎样产生的，怎样构成的，人应当怎样对待外部的世界，怎样对待自己的人生。他是从现实的社会中看取社会的，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社会观念的。他不言“天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他是把“天”当做一个不可认识也不必认识、不可抗拒也不必抗拒的整体来接受、来对待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他对待宇宙、自然只是一种敬畏的态度，而没有认识它、把握它的主观意愿，怎么能建立起自己的哲学思想呢？孔子的后学也曾把孔子的社会模式移用到自然世界中去，但那是把世界纳入于社会模式，而不是把社会纳入于世界模式。《周易》是一部人生棋谱，不是一部社会科学著作。法家文化没有自己的哲学，韩非子是把老子的哲学搬来作为引诱帝王的诱饵的，而没有作为他的思想学说的真正基础。他的思想学说的真正基础是政治的实践经验，而不是对宇宙、人生的整体理解和把握。而老子是真正从思考宇宙和人生的关系出发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学说的。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等传说，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不是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的问题截断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思路，使之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系统，也没有发展出自己完整的哲学世界观或宗教人生观来。老子是在人类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情况下重新思考世界和人及其相互关系的。他的宇宙观不是神造的宇宙观，在我的理解里，它实际是一种文化的宇宙观或意识的宇宙观，亦即从宇宙与人的意识的关系来看待宇宙和人以及二者的关系的。他认为在人的意识产生以前或人没有意识到客观世界的存在的时候，亦即在无意识状态中，世界只是一个“无”，一个没有概念可以表述的浑融整体。但这个整体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所说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