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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西北角设会仙福地。有的宫观还充分利用地形地势的特点，造成前低后高、突出主殿威严的效果。膳堂和房舍等一类附属建筑则安排在轴线的两侧或后部。
第二种五行八卦式建筑，可以江西省三清山丹鼎派建筑为代表。三清山的道教建筑雷神庙、天一水池、龙虎殿、涵星池、王祐墓、詹碧云墓、演教殿、飞仙台八大建筑都围绕着中间丹井和丹炉，周边按八卦方位一一对应排列。而它的南北中轴线特别长，所有其他建筑都在这条中轴线的两端一一展开，构成一个严密的建筑体系。这是由道教内丹学派取人体小宇宙对应于自然大宇宙，同步协调修炼〃精气神〃思想在建筑上的反映。
在风景名胜点建筑的道观，除了奉祀系统的建筑为服从宗教需要显得比较刻板外，大都利用奇异的地形地貌，巧妙地构建楼、阁、亭、榭、塔、坊、游廊等建筑，造成以自然景观为主的园林系统，配置壁画、雕塑和碑文、诗词题刻等，供人观赏。
这些建筑充分体现了道家〃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或以林掩其幽，或以山壮其势，或以水秀其姿，形成了自然山水与建筑自然结合的独特风格。
装饰道教建筑的装饰，鲜明地反映了道教追求吉祥如意、延年益寿和羽化登仙的思想。如描绘日月星云、山水岩石以寓意光明普照、坚固永生；以扇、鱼、水仙、蝙蝠和鹿作为善、（富）裕、仙、福、禄的表象；用松柏、灵芝、龟、鹤、竹、狮、麒麟和龙凤等分别象征友情、长生、君子、辟邪和祥瑞。另外还直接以福、禄、寿、喜、吉、天、丰、乐等字变化其形体，用在窗棂门扇裙板及檐头蜀柱、斜撑、雀替、梁枋等建筑构件上，其对民间民俗传统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又如八宝图、福寿双全图，这些源自道教思想和神仙故事的图案都远远越出了道教的范围，深入到千家万户的各类建筑构件和日常器具中。至于八仙和八仙庆寿的道教故事和图案更是家喻户晓。
道教现存宫观道教宫观遍布全国各地，唐宋以前的古建筑已很少见，现存的木构建和石构建道教宫观大多修建于明清。较著名的现存宫观，本卷已分别作了介绍，不赘。其他还有为数甚多的民俗奉祀之庙，如关帝、土地、文昌、城隍、妈祖、龙王、药王等庙，也是道教建筑的一部分。
道教建筑在中国古建筑的园林内，占有很突出的位置，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些重要建筑已列为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哲学思想，解剖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建设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都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注：
AC《道藏》第19册543页，第8册437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②③④⑤《史记》第4册1357页，1357页，1402页，1400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⑥⑦《说文解字》152页，150页，中华书局，1963年
⑧《汉书》第11册3633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⑨《十三经注疏》下册2597～2598页，中华书局，1980年
AB《新唐书》第15册4758页，中华书局，1975年
AD《三国志》第5册1110页，中华书局，1959年
AE《晋书》第1册231页，中华书局，1974年
道教医药学
道教以长生不老、修炼成仙为最终目标，为此特别重视医药学及保命延生之术。在道教创立以后的较长历史过程中，不少有识之士在继承和汲取中国传统医学基本理论和优良技术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不断实践，自成一家，创建了与传统医学同步发展、既有联系又独具特色的道教医药学。
一
东汉中后期道教创立之际，社会动乱，战火连绵，灾害频仍，疫病流行。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民缺医少药，横死者载道。道教乃从其教义和信仰出发，利用符、咒以及跪拜首过等法，企图解救民众的危难，并以此为传教的手段，扩大影响。符、咒治病源于古代巫、医不分，流行于民间已有一定的基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
从现代医学心理的角度来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起缓解患者潜在的心理困扰，满足其某种心理需要，达到暂时宁其心志的作用，但无实际上的医疗意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道士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对人的生理现象和各种疾病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有关医论部分指出：〃人生百二十上寿，八十中寿，六十下寿，过此皆夭折。此盖神游于外，病攻其内也。〃①阐明了人生死的必然性和对寿限的认识。又云：〃天道三合而成，故子三年而行。三三为九，而知道究竟。……天数五，地数五，人数五，三五十五，而内脏气动。四五二十，与四时气合而欲施，四时者主生，故欲施生。五五二十五，而五行气足而任施，五六三十而强。故天使常念施，以通天地之统，以传类，会三十年而免。老当衰，小止闭房内……。〃②即认为人三岁会走路，九岁明事理，十五岁生理发育完善，二十岁具有生育能力，至三十岁而极盛，此后渐次转衰，应当节欲保精以养生。这样的年龄划分虽不免牵强，但与一般生理现象也大体相似。该经还继承《黄帝内经》〃天人一体〃和〃脏腑学说〃等方面的理论，认为人体疾病的形成，与外界因素（自然界和社会条件）、内在因素（脏腑机能、精神状态等）是密切相关的。东晋著名道教学者葛洪在他的医著中对致病的内因、外因及其互相作用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南朝齐梁间杰出道士陶弘景则将先秦道家关于精气一元论的思想用以阐发人的生理和病理，并提出了按病分类的主张。他认为：病虽千种，不外三条，一则腑脏经络因邪生疾，二则四肢九窍内外交媾，三则假为他物横来伤害。总之，从葛、陶有关医著涉及致病因素的分析，大体可分为自然、生物、物理、化学和精神等方面，而致病后又多涉及人体的呼吸、消化、神经、循环等系统的病变，以及诸如皮肤科、五官科、妇儿科等等。唐代著名道士孙思邈更在全面分析致病的主客观因素后，又提出〃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③的积极医学思想。
在病因的认识上，陶弘景早就指出〃尸瘵〃（肺结核病）具有传染性。北宋成书的道书《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断除尸瘵品》进一步总结了实践经验，肯定该病有〃屋传〃、〃衣传〃、〃食传〃三条传染途径：〃屋传〃是病室幽暗郁结，邪气不散，患毒常存；〃衣传〃是人与患者同卧，或患者已死，吝惜之家将其衣、帷、卧具、器皿留为己用；〃食传〃乃误食病人饮食，汤菜余残之物。强调只有〃斩断死根，庶可复还生气〃。据了解，18世纪时，欧洲才由法律规定，以烧毁病人用具的方法，作为对该病的消毒措施；直到19世纪中，始由法国人确定其具有传染性。可见中国道士对肺结核病的认识所得的结论，比欧洲学者要早六七百年。
此外，早期道教有些道书中还有关于〃三尸〃（或称三虫）、〃九虫〃的记载。三尸称上尸、中尸和下尸，分别寄生在人的头、腹、足部，九虫即蛔肠、白虫、肺虫、胃肠、膈虫、赤虫、蜣虫等，认为这些〃尸〃、〃虫〃为万病之源。由于当时道士尚不了解菌类、菌源体的具体情况，除了作一些宗教性的解释外，还根据实践经验，列举了若干医治因〃尸〃、〃虫〃致病的方剂或单味药。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二
道教医药学家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探索与研究人体生理结构和致病原因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在医药学方面卓有成就，并形成了有别于〃儒医〃和历史上官办医疗机构的〃道医〃形象和特点。
东晋葛洪是〃道医〃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认为：〃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④又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⑤继起的齐梁道士陶弘景，博学多才，承先启后，在道教医药学发展史上起了纽带作用。唐代道士孙思邈，一生不慕荣利，始终隐居学道，以行医为事。他们都在医药学上为后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影响至深。
道教医学家重视实践经验和医学理论，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医药学文献。葛洪不仅熟读仲景、元化等人医著近千卷，还深入实际，广泛收集民间医疗成果，辑集《玉函方》百卷。
但又感内容繁杂、卷数过多，难以尽写，遂再搜集、钻研历代诸家备急方书，采其要约，编撰《肘后备急方》三卷，计八十六篇（现存六十八篇）为道教医药学在急症临床方面的先河。
陶弘景曾撰《效验方》五卷（已佚）。他一方面赞赏《肘后备急方》对病家深为有益，一方面又感到葛洪旧方〃至今已二百许年〃，〃阙漏未尽〃，于是〃采集补阙凡一百一首，三卷，以朱书甄别于葛文之后〃⑥，是为《补阙肘后百一方》。该书无论在医学理论上或实践经验的总结上，均较前书有所提高，成为上承东晋，下启隋唐道教医药学发展的纽带。
孙思邈现存医学专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
他在论及前者书名时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⑦《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特别是东汉以来的许多医论、医方、用药、针灸兼及服饵、食治、导引、按摩等养生内容，共二百三十二门，合方论五千三百首。《千金翼方》取〃羽翼交飞〃之意，对前书作了全面的补充，并新增〃辟谷〃、〃飞练〃、禁经等专卷，但实用价值稍次于前书。以上两书在传统医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北宋治平三年（1066）曾刻印发行，还多次传入日本、朝鲜，对亚洲医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