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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萨特跟随父母离开巴黎，到了拉罗舍尔城。
萨特和继父之间，无论感情、性格、爱好各方面都显得格格不入。继父是学工程的，对数理、工程有偏好，他认为唯有数理科学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他迷信数理科学，并且企图强迫萨特将来也要学数理工程。在萨特看来，继父对他的学习方向的干预，不仅显示了他对历史文学哲学的无知，而且显示了他想控制萨特的欲望。这使萨特十分反感。直到1960年，萨特对继父给予他的压抑仍耿秋于怀，“我一生中有十年工夫是在一个综合工程学院毕业生的支配下度过的”。但萨特不能听从继父的安排，他决心反抗，“正是为了跟他顶牛，我才决定搞哲学”，他还说，这段生活对他“大有裨益，总之，增长了阅历，虽是间接地，却也具体地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
巴黎高等师范
1920年萨特重回巴黎，仍然进入享利四世中学就读。这时萨特的兴趣仍然在文学，他如醉如痴地阅读文学作品，不过这时他已经喜欢现代派作家的作品。1922年萨特顺利地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他打算报考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这所师范大学非比寻常，入学要求甚严，于是萨特进入巴黎路易大帝中学文科预备班学习。在这两年的学习中，萨特的人生道路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他的兴趣开始从文学转向哲学。他对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萨特最早接触到的哲学启蒙著作是法国大哲学家享利·柏格森的《关于意识的直接材料》，萨特读了这部著作之后，激动地说，哲学真了不起，可以教人认识真理。从此，萨特开始大量阅读哲学著作，尤其是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的思想使他感到神往。这时年轻的萨特便决定以哲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1924年，萨特如愿以偿，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在巴黎高师，萨特如鱼得水，心情畅快，尤其使他感到满意的是，这里学术气氛浓厚，崇尚自由争鸣的学风。萨特后来回忆说，“对我们之间的大多数人来说，进入高师的第一天，就意味着独来独往的开始，可以说和许多人一样，我在那里度过了几年幸福的时光”。
在巴黎高师，萨特很快成了一个小团体的首领，他们不信任何宗教，独往独来，自由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课程。他们辩论时，思维敏捷，言辞激烈。他们是一群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反对任何束缚。于是他们嘲笑巴黎大学的学生道貌岸然，一本正经；蔑视索尔本大学的课堂死气沉沉，没有朝气。也是在这里，萨特遇见了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后来的终身伴侣。虽然他们没有正式结婚。但他们在一起共生活了五十年，起初，他们只是订立“合伙”的契约：一、两年以内二人同居，以后分道扬镳，一段时间后再在一起生活；二、二人开诚相见，互不隐匿。后来，他们又把契约改为三十年后再散伙。萨特认为，波伏瓦具有一种男人的理解力，是自己最理想的对话者；而西蒙娜也认为萨特是自己真正的知音，“我与萨特的关系，在我一生中是一个毫无疑义的成功”。正是思想相通，志气相投，他们才能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五十年。事实上，萨特一生和好几个女性保持着亲密关系，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与西蒙娜的正常相处。他们独特的婚姻形式反映了他们共同的人生观：摆脱旧道德的束缚，追求自由的人生。
1929年，萨特荣获中学哲学教师学衔考试第一名。接着他服了十八个月的兵役，1931年，萨特来到法国西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担任中学哲学教师。从此开始了他的哲学探索生涯。不过萨特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他从小就酷爱的文学。司汤达是他崇敬的文学家，斯宾诺莎是他崇敬的哲学家。文学与哲学是萨特心中的两位上帝，庄严而神圣。他野心勃勃，立志要超越前人，他自信地说，我要同时成为斯汤达和斯宾诺莎。他要把文学与哲学结合起来。事实上，萨特后来所以成为存在主义文学和哲学的一代宗师，他的影响超过了单独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或文学家，正得益于他用文学的形式宣扬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
投师海德格尔
萨特对传统的哲学早已感到厌烦，他认为当时的法国哲学——占统冶地位的笛卡尔哲学和新康德主义，是纯粹的唯心论和理性主义，这样的哲学从思维到思维，已经和现实中的人疏远了，这不是哲学的正确道路。他对唯物主义也感到不满。他认为唯物主义是用意识以外的东西来解释人，同样是不可取的。于是萨特打算寻求一条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道路。当他接触到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时，他感到自己对胡塞尔是一见钟情，一拍即合了。这使他欣喜若狂，他喊道，这才是真正的哲学。萨特相信，胡塞尔的现象学为他寻求新的哲学体系提供了方法论，他打算前往德国取经。
1933年9月，萨特如愿以偿，以官费生身份，前往德国法兰西学院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这时胡塞尔已经退休，他把自己的职位让给了自己的门徒马丁·海德格尔。于是萨特投师在海德格尔的门下。
在柏林期间，萨特认真研究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还研读了雅斯贝斯等人的作品。法兰西学院的研究为萨特后来建立自己的存在主义体系奠定了基础。二战以后，萨特便把存在主义从德国移到了法国。法国成了战后存在主义中心。
1934年萨特回到法国后，继续做他的中学教师，并且开始陆续发表哲学著作，为他后来写作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这期间，萨特与波伏瓦一起到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摩洛哥等地旅行，广泛地接触到欧洲各国的风土人情。在旅行期间，萨特时有灵感爆发，构思和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
为了研究人的幻觉，萨特曾注射麦司卡林药剂，这种药剂可使人产生幻觉。注射后，萨特感到精神抑郁，全身疲惫，并伴有幻觉产生。他满嘴胡话，语无伦次，颠三倒四，好象陷入大海中被一群章鱼围困。这种感觉伴随萨特过了六个月，他常把雨伞看成秃鹰，把鞋子看成骷髅。有一次他正写作，突然向波伏瓦宣称：他对“存在的动荡”感到厌倦了。
他成了德军战俘
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萨特在法国东部地区应征入伍，参加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战斗。从战争爆发直到1940年5月，德军实际上并未正式攻击英法两国，法军参谋部认为他们的马奇诺防线固若金汤，又幻想尽可能使战事限于英法国境线之外。因此，法国虽然对德宣战，但实际上前线无战事，表面平安无事。所有的人都称这场战争是奇怪的战争。因此，萨特在军营中有机会继续读书和写作。他坚持每天记日记和写读书札记。1940年6月，德国人绕过马奇诺防线，长驱直入，占领巴黎。巴黎陷落后，法国政府在一片慌乱之中逃往都尔，后又迁往波尔多。法国当局声称：抵抗是无谓的冒险。宣布巴黎是不设防的城市。1940年6月21日，萨特35周岁生日那天，他被德军俘虏，送往德国，关进战俘营。萨特被指派到病房工作。在战俘营里，他和一些神甫交上了朋友。因为在德军军营里，不少神甫实际上是反对战争的。他们向往自由，认为战争把人化为奴隶，这是违背上帝的意志的，上帝是尊重自由的。因此他们乐意和萨特交往，萨特也给他们讲解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神甫还怂恿萨特和他的难友排演由萨特创作的圣诞剧《雷霆之子》，萨特在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在战俘营里，萨特体验到了常人难于体验到的生活，一方面，他感到自己属于一群人，他人对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战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他更多地体验到一种在别人目光逼视下的痛苦，一种群居中的孤独，体验到人与人之间一种不可摆脱的对立与冲突。后来，萨特的“他人即是地狱”命题的形成，显然与他的战俘营生活有关。
1941年5月，萨特伪造了证件，证明了他是一个非军事人员，便得以释放。因为这个缘故，法国共产党一直怀疑萨特是德国人故意释放的间碟。
萨特获释后回到巴黎，担任巴斯德中学哲学教师。但萨特并没有停止反法西斯的斗争，他立即和朋友们组成了知识分子的抵抗组织：“社会主义和解放”组织。
1943年萨特酝酿多年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发表。这标志着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成熟。这本书在大战期间出版，有其特殊意义。书中“存在即荒谬”的命题正是对现实中罪恶势力泛滥的反思和否定。而“自由选择”的命题则是一种号召，激励人们行动起来，抵抗和消灭法西斯势力。它在抵抗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有人称它是“反附敌宣言”。
存在主义风靡一时
这场毁灭性的战争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心灵创伤，也给萨特思想巨大影响。战争使萨特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萨特自己认为：“战争确实把我的生命一分为二。战争开始时我只有34岁，而在结束时我已经40岁了。……这使我的生活在战前和战后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转折。”在战前，萨特对政治感到厌恶，他的朋友尼藏 （在二战中牺牲）加入法共，萨特不以为然，他甚至不愿参加大选。大战的洗炼，使得萨特不再满足于一种心理上的内在自由。而是强烈地渴望一种“介入”的自由，也就是一种积极参预社会事务的自由。他不但要用新的哲学来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要在现实中实践自己的哲学。因此战后萨特的哲学成了一种“介入”的哲学。
二战结束后，战争的硝烟虽然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