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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的结果是萨特与加缪十年友谊的彻底决裂。
1957年，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的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
1960年，加缪死于车祸。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发表文章表示纪念，他说，“我跟他已吵翻了。吵翻，也无所谓，那怕彼此不再见面，还是生活在一起，不过是另一种方式而已，在我们这个狭小的世界上，彼此并没有从视线里消失。”他还说，加缪虽死，但他的文学事业将以其独创性而长存。
加缪一生创作有戏剧、小说和哲学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局外人》和《百绪福斯的神话》。
《西绪福斯的神话》体现了加缪的“荒诞”哲学。所谓荒诞，指的是一种不合理、不可理喻、又不可克服的矛盾状态。加缪的荒诞哲学包括从觉醒到行动的全过程。觉醒即是意识到了荒诞，行动即反抗荒诞。加缪说，荒诞感首先表现为对某种生存状态的怀疑，比如一个人的生活总是起床、公共汽车、办公室或是工厂、吃饭，公共汽车、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一旦有一天，人们问为什么这样？并对此感到厌倦，试图拒绝这种生活，这就是觉醒，这就是意识到了荒诞。但是，意识到荒诞只是第一步，发现荒诞不能成为目的，而仅仅是个起点，重要的不是仅仅认识到荒诞，而是对荒诞采取什么行动。在荒诞的世界中，是以死来结束荒诞状态，还是以反抗来赋予人生的意义？加缪的准则是挑战，是反抗，向荒诞挑战和反抗，并以此获得人生的意义。加缪把荒诞比作西绪福斯的神话。希腊神话中说，西绪福斯被天神罚做苦役，把一块巨大的石头推上山顶，但每当巨石到达山顶时，立即滚落下去，他必须重新下山，重新推上去，到达山顶时，又滚落下去，西绪福斯就这样永无休止地重复着这种“无用而无望的工作”。西绪福斯认识到自己的悲惨命运，但他不屈服于这种命运。他敢于正视那块巨石，勇敢地把它推向山顶，他的这种不屈精神即是对命运的挑战和反抗。所以加缪说，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西绪福斯的苦役象征着人类的命运。但是加缪所感兴趣的不是人类命运本身，而是那种敢于正视命运，反抗荒诞，战胜荒诞的不屈精神。正因如此，加缪才会说，“我对人从不悲观，我悲观的是他的命运。”
西绪福斯的神话，就是加缪荒诞哲学的概括。
《局外人》是加缪在1942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所谓“局外人”即被抛出世界之外的人，主人公莫尔索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世界，又莫名其妙地离开这个世界。他好象是超越世界之外的人，对一切都抱无所谓的态度。他的母亲死了，他感到无所谓，情人爱不爱他，他无所谓，公司派他去巴黎，给他优厚的薪水，他无所谓，他开枪打死了人，被投入监狱，他无所谓，律师替他辩护，他也懒得理睬，被判处死刑，他并不恐惧。生活是多余的，生命也是多余的。
加缪在这个故事中要说明的是：存在是荒诞的。主人公荒诞地生，荒诞地死。莫尔索对荒诞的经历和领悟正是对加缪哲学的图解。加缪相信，人活着就象西绪福斯那样，吃力地把巨石推上山顶，滚下来，又推上去，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人虽可对抗荒诞的世界，却无法改变它。但人却正是在这个徒劳的抗争中获得了意义和幸福。加缪所塑造的莫尔索这个形象就是西绪福斯式的人物。他意识到了存在的荒诞，能够自觉地对待自己的悲剧性处境，他感到自己是被世界抛弃了，“在这个骤然被剥夺了幻想和希望的宇宙里，人感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莫尔索就是这样的局外人。
当然，莫尔索这样的局外人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他是西方社会三、四十年代一部分青年面对混乱的世界秩序所产生的焦虑不安和绝望心理的反映。
萨特与加缪的政治立场与哲学思想都有一些分歧，但作为存在主义作家，他们有着一致的地方。他们都相信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存在是偶然的、荒诞的。面对荒谬的世界，萨特强调自由选择，自我创造，从而获得存在的价值。而加缪则主张反抗，认识到存在的荒诞只是第一步，人只有在反抗荒诞的过程中，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和幸福。因此，萨特的“自由选择”与加缪的“反抗荒诞”表述形式虽有不同，其精神实质是一样的，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西蒙娜·波伏瓦
在法国存在主义作家中，就声誉和影响而言，除了萨特，大约就算西蒙娜了。加缪虽可说是与萨特齐名，但由于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而且后来逐渐偏离存在主义轨道，加上他的早逝，他作为一个存在主义作家的影响显然是冲淡了。始终与萨特坚守存在主义营垒，携手前进的是西蒙娜·波伏瓦。波伏瓦不仅在思想上是萨特的同志，在生活上，他们是终身伴侣，尽管他们从没有正式结婚。他们相互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
波伏瓦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也受宗教影响。但她从小就养成了一种怀疑精神。在巴黎高等师范时，她认识了萨特，从此成为终身伴侣。自1931年到1943年，她先后在马赛、卢昂、巴黎等地当中学哲学教师。1943年发表小说《女客人》一举成名。从此放弃教职，专门从事写作。
和萨特一样，波伏瓦反对脱离现实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主张“介入”，她认为文学应该干预现实生活，表现时代精神。她的小说和戏剧都有较强的思想倾向和时代色彩，表现了当代法国人的真实的心灵世界。充分表达了她的存在主义观点。她的《女客人》被认为是与萨特的《恶心》、加缪的《局外人》齐名的存在主义作品。波伏瓦的小说还有《他人的血》、《人总是要死的》、《一代名流》等等。剧本有《吃闲饭的嘴》。其中《一代名流》获龚古尔文学奖。
西蒙娜·波伏瓦最有影响的思想著作是她在1949年发表的《女人，第二性别》。这部著作奠定了她在法国作为思想家的地位。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什么是女性作为与男姓并存的“自然人”的地位？她还对现代女性现有的地位，女姓在婚姻及母性义务中所充当的角色提出了许多疑问。波伏瓦相信，人们历来所公认的男性与女性的正常差别，都是荒谬的成见造成的，都是有史以来女性受奴役的结果。她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波伏瓦还指出，女人一旦把自己摆到男人之下，那怕是自己所爱的男人，就开始进入被奴役状态。她认为女性应该完全独立，与男性取得完全一致的权利。她不仅这样鼓吹，而且这样实践。她与萨特成了终身伴侣，却始终没有婚姻形式的约束。
到了晚年时期，西蒙娜写了多部自传体回忆录。她曾经与萨特一起访问过中国，1957年，她发表《万里长征》一书，热情赞扬中国革命的胜利。
作为一个存在主义文学家和思想家，与萨特相比，西蒙娜对人类前途显得更为积极乐观。她说：“存在的快乐，应该使人人都能感受到，应时时刻刻都感受到。”
萨特的启示：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
萨特存在主义的缺限是显而易见的，要在理论上对萨特进行指责也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萨特，一切空洞的理论纠缠都没有意义。诚然，萨特理论的消极面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消极的萨特而是积极的萨特，是萨特思想的积极意义。我们不妨说萨特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对行动的强调。在萨特的思想王国里，神、上帝、命定之类是没有地位的。他所要说的是，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都要通过人自己的行为来证明。因此，重要的是人自己的行动。萨特所强调的是，在这个充满荒诞的世界里，个体如何发挥主体性，更通俗地说，人如何摆脱现实的种种束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萨特以此反对命定论、决定论。他相信人是可以做自己的主人的，就看你愿不愿意选择。这实际上是要恢复人的主体性地位。换句话说，在荒谬的世界里，人丧失了主动性，积极性，现在他要把人恢复过来，把被动的人变为主动的人，变消极的人为积极的人。它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萨特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选择与自主创造，这也无疑充实了人的存在的积极内容。他把人的自主的选择和积极的创造，看作是决定人的本质的条件，这也显然有助于人获得有价值的本质而作出主观的努力。应该说，这不失为一种反抗绝望的积极的人生观。
在萨特看来，人之初是个无，也就是说，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自己的本质，人只有通过不断的自由选择和自主创造，最后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是在人的自我创造过程中实现的。你的本质的最后确定，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由你自己决定的。任何环境不能决定你。换句话说命运始终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命运只能由你自己来安排，自身以外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决定你的命运。如果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消极被动地听从别人的力量的支配，那么你就永远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永远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永远不能得救，你的存在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