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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把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斗争推向前进，萨特接受英国哲学家罗素的邀请，参加他的“国际战犯审判法庭”。
他们着手对发动越南战争的主要战犯的罪证进行调查。被列为战犯的有：美国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当时许多欧洲国家都害怕得罪美国，因而不愿意接受国际法庭在本国活动。1967年4月，萨特写信给法国总统戴高乐，请求允许罗素国际法庭在巴黎开庭。戴高乐在回信中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并回绝了萨特的请求。最后法庭终于在瑞典首都斯德歌尔摩开庭。
同年11月，国际法庭又在丹麦的罗斯基勒第二次开庭。萨特担任了执行庭长，法庭确认，美国政府对越南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萨特的讲话以 《种族灭绝者》为题发表。文章揭露了美国军队在越南所犯下的罪行，呼吁世界进步人士用一切力量制止和结束这场战争。
罗素国际法庭的活动虽然没有直接影响美国的对越政策，但是它在道义上极大地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萨特的行动是一次进步的国际活动。
抗议苏军入侵捷克
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生追求自由和正义的萨特十分愤怒。他向报界发表谈话，公开谴斥苏军的入侵行为，称苏军对捷克的占领“是十足的侵略，就是国际法条款中定为战争罪行的那类侵略”。11月萨特和波伏瓦访问布拉格，参加《苍蝇》和《肮脏的手》在捷克的首演式。他对捷克作家发表谈话说：“我不知道有哪一位进步人士不谴斥外国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
当《苍蝇》演出结束时，萨特应邀走上舞台，观众要求他对捷克事件发表意见，萨特充满感情地说道，我把苏联的入侵看作是一种战争罪行，当我的祖国遭受纳粹铁蹄践踏时，我写出了《苍蝇》、鼓舞人民进行抵抗活动，今天，我很高兴地看到，我的剧本正在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上演……。萨特的讲话赢得了海潮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造反有理”
1968年5月，巴黎发生所谓“五月风暴”，巴黎的大学生仿效中国的红卫兵进行“造反”，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与警察短兵相接，面对面地发生大冲突。萨特一开始就站在学生们一边，支持他们的“造反”行为。他呼吁“所有的劳工者和知识分子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由学生和教授们所从事的斗争运动”。他在一项支持学生运动的声明中又说：“学生们为摆脱异化的社会秩序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可歌可泣的。”萨特还在卢森堡电台发表讲话，他鼓励青年说，青年们不要接受他们的兄长们所过的那种社会，他们不要以过去的那种社会作为他们的未来。萨特还亲自到巴黎大学去演讲，就学生们的造反行为进行辩论。
法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不赞成学生运动，他们指斥学生运动领袖是“冒险分子”，认为学生的斗争是自发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萨特反驳说，“我认为，这场革命根本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这是民主，这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成功过的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萨特还严厉谴责法共，“我认为，在这场危机中，共产党的态度完全不是革命的，甚至也不是改良主义的。”
造反的学生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造反有理。他们还学中国红卫兵，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机构。由于萨特对学生运动的支持，1968年的学生运动往往被称为“萨特主义的革命”。学生们发自内心地拥戴萨特的思想，把萨特看作是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在巴黎大学的校园里到处张贴着萨特、毛泽东等人的语录。
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常为学生们所称赞的人物是：马克思、托洛茨基、卡斯特罗、萨特、马尔库塞、毛泽东等。实际上，他们并未真正读过了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他们崇拜马克思等人，只不过是马克思等人的名字已经和“造反”联系在一起。他们所赞赏的只是：造反有理。
在以后的几年里，萨特继续支持左派的活动。七十年代初，萨特接替了
《人民事业报》的社长职务，而旦兼任《一切》、《我控诉》、《革命》等刊物的负责人。虽然他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但他认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方向是对头的。萨特还想利用自己的名望来保护这些刊物，以免遭到查封。为了扩大毛派在法国的影响。萨特在1972年为一本毛派著作《毛分子在法国》写了一篇序言，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只能是暴力主义者。萨特还同毛派分子一下厂下乡，到工农之中去落户，宣传毛派的主张。
1974年3月，在法国举行总统选举前夕，萨特出版了他的《造反有理》，这本书以毛泽东的语录为书名，收集了他自1972年至1974年间的政治性演说和谈话。这本书体现了萨特自1968年以来在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方面的进一步激进化，他越来越相信毛泽东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观点。
生命的最后历程
七十年代后期，萨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的视力越来越糟糕，双目濒于失明的境地。他已不能读书和写作，他感慨地说：“我已经丧失了阅读与写作的能力，再也不能作为作家从事活动，我的作家职业已经彻底断送了。”但他始终顽强地生活下去，并且坚持不懈地参与和指导他拥护的社会活动。
萨特生命的最后几年，几乎是在欣赏音乐中度过的。他说：“音乐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它既是一种娱乐，又是文化修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萨特母亲的一家人都是音乐爱好者，他从小就学弹钢琴。萨特一生中，一直保持弹钢琴的习惯。双目失明之后，他不能弹琴，主要是听音乐，他喜欢古典音乐，而且喜欢单独欣赏。他认为很多人参加大音乐会，那简直是胡闹。
1980年3月，萨特发表题为《希望·现在是……》的谈话。垂暮之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曲折奋斗，不免有些感伤，但仍没有放弃希望。“不管怎佯，世界看来是丑恶的，没有希望的，这是一个即将在这个世界里死去的老人的不会打扰别人的失望。但是确切地说，我正在反抗，我将在希望中死去。”
1980年4月15日，萨特——存在主义一代宗师，在巴黎走完了他生命的历程。
萨特的去世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萨特去世后的两小时，法国电台即报道了这一消息。考虑到萨特生前一向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法国总统德斯坦和总理巴尔都以个人名义就萨特的去世发表谈话。德斯坦说，“萨特的去世使我感到人类智慧的一盏明灯熄灭了”。巴尔说，萨特是当今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一些法国作家和外国作家也撰文以表示悼念，称他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榜样”。中国的新华社也发了消息，称萨特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萨特是时代的见证人，是法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一生追求自由和正义，他酷爱自由，鄙视一切权威。创造、超越、追求真理是他一生奋斗的动力。他揭示世界的荒谬性不合理性，同时鼓励人们面对荒谬，正视现实，进行自由选择，自我创造，从而获得自己的本质，自己的价值，从而也改造这个混沌的世界。萨特的一生证明，他是一个挺身而出、捍卫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战士，是一个永不安于现状的真理的追求者。他的思想一度成为西方世界的精神支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存在主义的一代宗师这个称号对萨特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萨特的哲学思想
什么是存在主义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萨特的存在主义风靡西方世界，影响巨大，萨特的名字几乎成了存在主义的代名词。然而存在主义哲学却并非萨特首创，在萨特之前，早已有了存在主义哲学。
早在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1813—1855）那里，就已出现了存在主义的萌芽。克尔凯郭尔1842年在柏林曾听过德国大哲学家谢林 （1775—1854）讲授关于存在的课，也研究过大哲学家黑格尔 （1770—1831）。然而使克尔凯郭尔深感失望的是，这些大哲学家们忙于建立抽象的思辩体系，再也不去观察、领悟和体会人的具体性，忽视了“人的存在”。克尔凯郭尔猛烈地抨击黑格尔，他憎恨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辩证法体系。他特别重视个人的主观性，因此他打算提出自己的“存在”哲学。
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他主张用内心体验的方式直接领悟自己的存在，上帝的存在，并且直接与上帝勾通。他相信，人的一生是在忧心忡忡中度过的，当人遇到危机的时候，这种忧虑就变得特别严重。只有当人处于极度的孤独、恐惧、空虚、绝望状态的时候，人对自身的认识才会深刻起来，才能真正领悟到自己的存在。他还认为，人对自身的认识就是认识到自身是罪人，认识到自身是有缺限的人。他又强调说，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由自己选择的，这种选择完全凭自己的意志，而不借助任何理性思索。人对自己的选择是偶然的，没有什么理由可言，也无法预测。克尔凯郭尔的这些观点都被后来的存在主义者所吸收，存在主义哲学就是在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不过在当时，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存在主义真正引人注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二十世纪初期。这一时期，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 （1883—1969）和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雅斯贝斯的《世界观伦理学》被认为是第一本成熟的存在主义哲学著作。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则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