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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甚至认为，一对相恋的情人之间也是相互斗争的，双方都想剥夺对方的自由。
个人的自由只有与他人隔绝时才是可能的，但个人又不得不与他人共存。而我一旦与别人发生联系，我与他人之间必定有一方是作为主体性的存在，更通俗地说，必然有一方是处于积极的主动的地位，而另一方则降低为客体，也就是被降低为一个被动的物件。比如我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沉思，另一个人从我身旁走过，朝我看看，我便立即意识到，我成了他的一个观看的对象，在他的眼里，我只是象公园里的长凳一样的一个物件罢了。但我决不甘心做别人的对象，做一个物件，我也要把他当作对象物，恢复我的主体性地位，这样我与他人都力图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地位，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萨特强调说，一方面我要设法从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他人也试图从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竭力要去奴役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又要竭力奴役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与人之间是敌对的。“他人即是地狱”。“地狱”意味着禁锢、束缚，他人对我的自由而言就是一种束缚。当然萨特看到的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一面是对的，但是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归结为矛盾冲突，并加以夸大，这显然是片面的和错误的。（4）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
在萨特看来，世界是荒谬的，人生也是荒谬的，是不可名状，不可理喻的。人的存在是偶然的，没有什么理由的。人只有在极端的焦虑烦闷状态中才能领悟到自己的存在，才能发现自己存在的偶然性，一旦发现存在的偶然性，就会产生厌恶感。人生毫无目的地处于不断变幻之中，没有任何稳定性，正象萨特的小说《恶心》的主人公所感觉的那样，“一切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所公园，这座城市和我自己，都是等我发觉了这一点以后，它就使我感到恶心”。在一个偶然性的世界里，充满着丑恶和混浊。世界的混乱，生活的苦难使人感到世界不可捉摸，不可理解，因此一切都是荒谬的，“我们出生是荒谬的，我们死亡也是荒谬的”，存在就是荒谬。
萨特的存在主义在二战以后风行一时，持续了十多年之久，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二战期间，法国所受战争破坏十分严重，战争结束后，人们心灵的创伤却一时难于医治，战争所留下的阴影一时不易抹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并没有消除，有时还趋于激化。人们普遍感到精神上的压抑，感到自己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他人与社会似乎都成了自己的敌对力量，从而陷于苦闷焦虑之中，甚至感到绝望。人们对现实不满，要求反抗现实，希望恢复人的自由和尊严，但又找不到不出路。而萨特的存在主义既揭示了世界的荒谬性，又呼唤人们积极行动、自由选择，反抗绝望，把握自已的命运。因此引起社会普遍的强烈共鸣，这正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战后普遍流行的社会原因。
萨特的文学观
文学应该“介入”生活
萨特的哲学可说是一种“介入”的哲学，也就是一种行动的哲学，换句话说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哲学，是一种对现实人生积极关注的哲学，决不是远离现实人生的抽象思辩。与他的哲学思想相联系，萨特的文学也是一种“介入”的文学，他主张文学应该“介入”现实生活。所谓“介入”，简单地说来，就是要热切地关心现实人生，积极关注现实人生的种种问题，萨特曾写过《争取倾向性文学》和《什么是文学》等重要文章，阐明了他的文学主张。
萨特反对脱离现实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要揭露现实，促进社会变改。作家要为时代而写作，作家应负起社会责任，萨特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不能回避社会问题，而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正视人生，揭示社会冲突，社会矛盾。作家在写作时应该履行他作为人的责任，通过他的作品对当代各种重大问题作出回答。萨特特别强调说：“写作就是揭露，揭露就是改变。”萨特还认为，“纯粹文学”只能是一个梦想，他曾经说过：“如果文学什么都不是，那它将毫无价值。这就是我所说的 ‘承担义务’。如果文学变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颂歌，那它就会枯萎凋残。如果一个写下的句子不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人和社会产生反响，那是毫无意义的。”
萨特还认为，如果一个作家看到世界上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保持缄默，那么作家就把自己的责任变成罪责了。他曾激昂地说：自从我们成为作家以来，我们的任务是用我们的作品去创造一个欧洲。
文学是人类自由的永恒证明
萨特认为，艺术作品不是凝固的，它有待于确定，有待于完成。艺术作品的意义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作品需要读者的信任，读者的喜爱，这种信任和喜爱是完全自由的。只有自由，读者才能再创造，完成作品的意义。他认为，作者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向读者的自由提出呼唤，要求读者进行配合，通过语言的启发，化为一种存在。因而萨特认为艺术效果的产生，在于读者自己的感情和意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是说，读者必须是自由的，他根据自已的偏好，同情，趣味等对作品重新组织和创造，从而产生审美效果和审美感染力。萨特说，一个硬汉子之所以能被别人叙述的虚构的不幸故事感动得流下眼泪，就在于他把自己的感情放了进去，这就是主动性的作用，也就是说阅读者的自由被唤醒了。
因此萨特宣称：作家——作为一个对自由的人们讲话的自由人——只有一个题材，那就是自由。
萨特指出，作者与读者都是通过艺术作品进行自由选择。这种选择的自由是绝对的，不管你的阶级立场如何，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思想内容，使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创作；也不管你领会到作品的意义是什么，这一切都是绝对自由的。
文学创作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
萨特的哲学思想充满着强烈的否定精神，否定荒谬的世界，否定现有的秩序，否定他人，否定自我……。这种否定精神也体现在他的文学思想之中。
在萨特看来，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作家的写作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行动，选择是连续不断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否定自身，在否定中发展。萨特从不满足于他已经写出的作品，他声称，“我与我已经写过的东西毫无联系”，意思是说，他的作品一经写出，他自己便否定了它，不再与现在的他有什么相关了。你也许会说，这不过表示萨特的谦虚罢了。其实不然，这只是体现了萨特的否定精神。萨特相信，人总是要寄希望于未来，过去的东西已经死了，重要的是选择未来，创造未来。萨特在他的回忆录《语词》中曾经说过：“成熟的作家是不喜欢人们对他们的第一部作品作过分的赞扬的，我相信，这会使我十分不快，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现在正在写的，而它一发表，我就不知不觉地准备马上对它发生反感……。”
这种否定精神不仅表现在萨特的创作过程中，同时也体现在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上。在萨特的文学作品中，只有否定没有肯定，这是和萨特的“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的主张相联的。萨特相信，人只有在不断否定荒谬的世界，荒谬的自我中，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自己的价值。他从否定的立场出发，揭示时代的混乱，世界的荒谬。萨特的作品贯串着这样一种否定精神，《恶心》是对外部世界的否定；《间隔》是对他人的否定；《墙》则否定了人能够正面认识自己的存在。萨特在 1964年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恐惧也与他的否定精神有关。
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
萨特非常重视文学的真实性，他认为以往的文学作品所塑造的各种典型人物，实际上是经加工而“失实”的人物。萨特认为应当排除这种先入为主的理性观念，要真实地再现个人的内心世界，恢复人物的精神面貌。
萨特在《恶心》一开头就写道：“最好的是逐日逐日地记述事件。记日记就是为了清楚地看待他们，不放过它们细小的差别，那些小事情，尽管它们看来微不足道，特别是对它们分门别类。应该说出我是怎样看这张桌子，街道，这些人，我的烟，因为正是这些发生了变化。”这一段话表现了萨特对真实性的追求，萨特所追求的是，表现在最平凡状况下的世界面貌。即使是令人反感的面貌，但只要真实。萨特认为，决不应该把世界和人表现得比现实的世界和人更美或更丑，真实才是重要的。这样看来，萨特是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来反对典型化的原则了。
为了使他笔下的人物世界具有真实感，萨特往往喜欢采用这样一些表现手法。
一是加强戏剧冲突。萨特认为，人的本质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但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选择的同时必须承担起选择的后果。因此，作出自由选择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它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心理冲突。这种冲突才是人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因此萨特在剧中往往把人物推到孤立无援的绝境，以加强戏剧冲突。在绝境中的自由选择往往能够体现人的本质，反映出人物真实的心灵世界。
二是处理的故事的结尾。为了表现人物的真实性，萨特不愿拔高或贬低他笔下的人物，他只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来表现。这一点往往表现在他的故事的结尾上。《自由之路》的主人公马提埃在临死之前的十五分钟，举枪向敌人射击，本是英雄之举，但他所说的话却似乎有些反常，他向敌人射击，却并不是向敌人复仇，他的“每一发子弹都是对他从前出于顾虑没有做成的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