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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偶然性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不可捉摸，难于理解的。“一切存在之物都是毫无理由地生出来，由于软弱而继续活下去，最后随遇而死。”“存在是充满各处的东西，人是无法摆脱它的。”因而存在也是荒谬的。
洛根丁说，他找到了“存在的关键”、“生命的关键”，那就是荒谬。一切都是荒谬的。“我们的生是荒谬的。死也是荒谬的”，存在就是荒谬，这种根本的荒谬也就意味着存在的偶然性。
洛根丁发现了存在的偶然性，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也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他迷失了方向，对生活的目标发生了疑问，世界是什么，自己是什么？他感到茫然。他的内心充满烦闷和荒诞之感。他不再相信布维勒人对尘世的幻想，不再相信雄才大略，甚至不相信文化，他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没有，凝视着这个世界，他只觉得恶心。上帝死了，把他抛弃了，“别了，美丽的百合花，别了，我们的骄傲和我们存在的理由，别了，混蛋们。”
恶心是对一切的反感，不仅对人而且对物，世上人事纷繁，在洛根丁看来，都是无谓的，微不足道的。为什么有这块鹅卵石，为什么有这树根，存在是不必要的，存在就是在那里，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公园，这城市，以及我自身，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当意识到这些时，他心理就翻腾，一切都在他的面前浮动起来，于是就想呕吐，这就是恶心。他们是多余的，我们也是多余的。
萨特在表现存在的偶然性时，显然带着阴郁悲观的情绪，小说中充满着这样悲观的色彩：“周围的一切事物和我一样是由同样的物质构成的，属于同一种类的丑恶。”“世界的存在本身是那么丑恶。”“存在是阴郁的，苦恼的，自己妨碍自己。”“我也是多余的，我永生永世是多余的。”“我的整个一生都留在我的后边，……对它没有什么好说的，只不过我赌输了，如此而已。三年前我庄严地进入布城，我输了第一回，我想赌赢第二回，我又输了，我全盘输了。这一下子我懂了，人总是输的。只有混蛋才会相信自己会赢。”
这是洛根丁的人生观，也可说是萨特早期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的消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特定时期西方世界普通的一种失败情绪的反映。
萨特曾经说，《恶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攻击资产阶级的。这样说当然自有其道理，当时的欧洲正处在经济危机中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相互交织，整个欧洲可说是阴云密布，人们不免有大难临头之感，他们感到自己的生存和自由受到了威胁，对冷酷的现实感到无法理解，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迷惘，焦虑不安、甚至绝望的情绪。
对这样的一种混乱荒诞的现实，萨特遵循“介入”的文学创作原则，感到有必要加以揭露和攻击，启发人们正视现实，加以思考，加以批判，从而改变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萨特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现实，作者所揭示的存在状态是整个人类的存在状态，就是说，世界是荒缪的，人生是痛苦，这是人类的普遍存在状态。
《墙》：没有人想正视“存在”，这儿有五个不足道的失败者
《墙》是萨特在1939年出版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墙》、《房间》、《艾罗斯特拉特》、《亲密》、《一个工厂主的童年》五篇小说、萨特要揭示五个不敢正视存在的失败者。
《墙》
这篇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其简要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西班牙内战期间，共和党人巴勃洛·依皮叶达与汤姆，若望被法西斯分子逮捕，在监狱里受到审讯。法西斯分子首先审讯伊皮叶达，企图逼他供出他的朋友拉蒙·格里藏身之处。依皮叶达知道格里躲藏在他表兄家里，但他不愿出卖朋友，始终守口如瓶，拒不招供。经过简短的审讯后，他们三人被草草地判处死刑。
夜晚，一个法西斯医生来到牢房，观察这三个被判死刑的人的精神状态。年幼的若望对死亡深感恐惧。汤姆虽然也内心忐忑不安，但仍强作镇定，唠叨不休。依皮叶达则感到万念俱灭，对他的两个难友抱有一腔无名之火，内心感到厌倦。医生表示愿意把他们的遗言捎给他们的亲人，依皮叶达不愿多说一句话，甚至不愿给他的女友留下任何遗言。医生的到来加深了他们的恐惧感与孤独感。死神已经把他们与过去和人世隔绝了。
第二日清晨，法西斯分子把汤姆和若望带出牢房枪决。依皮叶达一人留在牢房里，惶恐不安地听着有规律的枪声。一小时后，他又被带进审讯室，法西斯分子继续审讯他，逼他供出格里。但依皮叶达仍然守口如瓶。审讯官拗不过他，只得命人把他带走，临走时，他们又给他一刻钟的思考，如果到时仍不回答，他们就要立即处死他。
伊皮叶达觉得，对西班牙的事业来说，格里比他重要得多，他宁可自己去死也不愿出卖格里。但在这时候，他已不在乎西班牙或格里的命运，他拒不招供只是出于一种固执。
一刻钟后，敌人又来审问他。他打算在临死之前捉弄一下敌人，便信口说格里躲在墓地。敌人则深信不疑。敌人走后，伊皮叶达为自己能戏弄法西斯分子而暗自得意。半小时后，他被送往大院子，免受处决。傍晚时分，依皮叶达从一批新来的犯人中打听到，格里为了不连累别人，真的跑到墓地藏了起来，结果法西斯分子在掘墓人的窝棚里逮捕了他，并立即处死。
伊皮叶达听了这个消息。心中不知是何滋味，不禁放声大笑，泪流满面。
《墙》这篇小说，体现了存在主义的基本原则一：世界是荒谬的，存在是偶然的。小说的结尾是一个高峰，正是通过这个高峰揭示了小说的思想主题。小说的结尾告诉我们：生与死不可捉摸，纯系偶然。主人公伊皮叶达本来已经判处死型，死亡已定，只是等待着死神的来临。但是法西斯分子又突发奇想，提出以命换命的办法，企图诱使伊皮叶达供出格里。但伊皮叶达决心已定，宁死不肯招供。但在临死之前却又灵机一动，心生一念，要戏弄一下敌人，谎称格里藏在墓地。殊不知，竟然弄假成真。格里果真躲到墓地去了，结果被敌人搜出而枪决。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啊。小说以伊皮叶达哈哈大笑而结束，他笑什么呢？他在嘲笑世界的荒谬，嘲笑人生的荒谬，嘲笑生死的偶然。“墙”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死亡之墙，它把人与世界隔离，人越过这道墙就死去，留在墙内就生存。墙内与墙外，生还是死，都是偶然的。格里本来可以留在“墙”内而生，却阴差阳错，偶然越“墙”而死。伊皮叶达本来死亡已定，同样出于偶然而生。这正体现了存在主义的观点，人生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总和。偶然即是荒诞，不可理喻的，不可捉摸的，死亡不过是荒诞戏中最后一幕而已。
死亡是这篇小说的主题，人的生命是从荒谬开始的，生命的结束，死亡，也是荒谬的。萨指在《存在与虚无》里有一段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萨特的死亡意识：“我们处在类似囚犯的处境中，这些囚犯不知他们赴型的日期，但他们每天都看到他们的同伴被处死。但这种说法还是不完全准确；应该说我们类似一个死刑犯，他勇敢地准备迎接最后的刑罚，全力要在绞刑架前显出无畏的神情，但就在这期间，他突然被流行的西班牙感冒夺去了生命……。”萨特所要揭示的正是死亡的荒谬性、偶然性，“对于死亡，我不是自由的，但我是一个自由的 ‘要死的人’。”《墙》这篇小说要说明的是：人就是被判处了死刑而又不知何时赴刑的存在，他没有任何希望逃避死亡。这正是死亡的荒谬性和偶然性。
《墙》用了较多的篇幅来描写主人公伊皮叶达等几名死囚临刑前的心理状态。通过他们面临死亡的恐惧，烦躁和孤独来表现生与死的偶然与荒诞。伊皮叶达并不害怕死亡，小说写道，“我突然清醒过来，光圈消失了，我觉得自己被一个极其沉重的东西碾碎了。我并不是因为想到死，也不是害怕，而是被一个莫明其妙的东西扯住了，我的面颊发烧，脑袋疼痛”。但是他始终强烈地意识到死亡，“只消看看板凳，电灯、煤堆，我就感到自己马上要去死了。”
小说《墙》中的伊皮叶达与《恶心》中的洛根丁，都体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存在是偶然的，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但这两个人物还有所不同。洛根丁一直在探求人的价值，追求存在的意义，尽管最后的结论是虚无和荒谬。但是伊皮叶达却只是看到生与死的偶然与荒诞，感到莫明其妙，不可理喻。却不敢正视它，不能积极选择，勇于承担责任，依皮叶达说：“这时，我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呈现在面前了，我想：这是一个神圣的谎言。既然生命完结了，那它就一钱不值。”伊皮叶达还算不上反法西斯英雄，在他看来，“任何生命都是没有价值的”。这篇小说，与其说是揭露法西斯分子的残暴，勿宁说是揭示死亡的荒诞。萨特自己就曾经说过，他创作《墙》的时候，“只是简单地站在与西班牙法西斯存在完全对立的位置上。自从当时西班牙战败之后，我对这种死亡的荒诞，比一种反法西斯战斗的纯粹意义还要敏感。”
《墙》发表后，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1967年被改编成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演。
《房间》
《房间》的故事情节大约如下：
达尔佩达夫妇的女儿夏娃与皮埃尔结了婚。皮埃尔是个精神病患者，婚后长期闭门不出。夏娃终日守护在皮埃尔身边，寸步不离。达尔佩达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