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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不断产生，他们怀疑或抛弃一切基督教传统。这种精神在路德时代使数百万天主教徒同时脱离天主教，每年都将若干基督徒推出基督教：继异端之后，出现了不信宗教的思潮。
一般说来，18世纪基督教在整个欧洲大陆已经失掉了一大部分势力：但是，在大部分国家，基督教虽被抛弃，却未遭受猛烈攻击；那些抛弃基督教的人似乎抱憾而去。非宗教潮流在君王和才学之士中传播，在中产阶级和人民当中尚不流行；它还只是某些人的一时爱好，不是共同意见。1787年米拉波说道：“在德国普遍流行这样的偏见，即：普鲁士各邦到处都是无神论者。事实真相是，即使存在几个自由思想家，那里的人民还是像那些最虔诚的地区一样皈依宗教，其中甚至还有大量狂热分子。”他还说，颇感遗憾的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准天主教教士结婚，尤其是禁止结婚的教士领取其圣职收入。米拉波又说道：“（允许教士结婚）这项措施，我们认为是无愧于这位伟人的。”除法国外，任何地方的非宗教意识均尚未成为一种普遍而强烈的、不宽容也不压制人的激情。
法国正在发生一件迄今未见的事情。在其他各个时代，人们曾猛烈攻击现存宗教；但是人们攻击宗教时显示出的热忱总是产生于新宗教唤起的虔诚。古代那些虚假而令人厌恶的宗教只有当基督教要取而代之时，才遇到大量狂热的敌手；而在那时以前，它们在怀疑与冷漠中无声无息地缓慢消失：这就是宗教的衰老死亡。在法国，人们怀着一股怒火攻击基督教，而未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人们热情而不懈地力图把曾充斥灵魂的信仰扫除掉，却使灵魂空空荡荡。很多人满怀激情投入这件徒劳无功的事业。宗教问题上的绝对无信仰是违反人类天性的，它使灵魂陷入痛苦的状态中，但对群众似乎有吸引力。它一向只产生某种病态的萎靡不振，这次却造成狂热和布道精神。
几个想要否定基督教真理的大作家汇合在一起了，但这似乎并不足以说明这一奇特的事件；因为所有这些作家的思想为什么都倾向于这一方面而不倾向于另一方面？为何在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自觉选择相反的论点？最后，为什么他们能胜过他们所有先辈，使群众乐于听从他们，思想上愿意相信他们？只有这些作家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极其特殊的原因，才能解释作家们的事业，以及这项事业的成功。伏尔泰精神久已问世；但伏尔泰本人只有在18世纪在法国才能真正居支配地位。
首先必须承认，在法国，教会并没有什么比在其他国家更应受到攻击的理由；相反，教会中混进的罪恶与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国家较少；与过去相比，与其他民族相比，法国的教会要宽容得多。因此必须在社会状况而不是在宗教状况中去寻求这一现象的特殊原因。
要明白这点，必须牢记前一章我阐述的观点，即：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抓住这一点，问题的对象就变了。关键不再在于了解当时教会作为宗教机构能在哪些方面犯罪，而是要知道，教会在哪些方面阻碍着这场正在酝酿中的政治革命，并且成为革命的主要发动者——作家们的特殊障碍。
教会用治理教会的各项原则来阻挡作家们欲在世俗政府中树立的原则。教会主要依靠传统，作家则对建立在尊重传统之上的所有制度表示极度的轻蔑；教会承认一种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作家则只信赖个人理性；教会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之上，作家欲混合各等级。要想和睦相处，双方就必须承认，由于基本性质不同，政治社会与宗教社会不能用相同的原则来治理；但是当时远远办不到这点，看来为要攻击国家制度，必须摧毁教会制度，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
此外，教会本身当时还是首要政治权力，而且是所有政治权力中最令人厌恶的，尽管它并非压迫人最甚的；因为教会卷入政治权力，尽管这与教会的使命和本性格格不入；教会在别处谴责罪恶，却使政治权力中的罪恶神圣化，并利用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来掩护罪恶，似乎要使政治权力像教会自身一样万古长存。攻击教会，肯定会立即使民情激奋。
但是除了这些普遍原因外，作家首先从教会开刀还有更特殊也可以说是个人的原因。教会恰恰代表政府中离他们最近、最直接与他们对立的这一部分。他们对其他权力只是时有感觉，而这一部分权力专门负责监视思想动态，查禁作品，每天同他们为难。作家们在反对教会、捍卫人类精神的普遍自由中，为他们自己的事业而斗争，这场斗争是从打碎束缚他们最紧的羁绊开始的。
此外，在他们看来，并且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教会是他们进攻的整个庞大建筑物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尘世君王的权力加强，教会势力随之削弱。教会一度凌驾于王权之上，继而与它平起平坐，最后则沦落为君王庇护的对象；在君主与教会之间，达成一宗交易：君主向教会提供物质力量，教会向君主提供道义权力；君主令臣民信守教规，教会使信徒服从君主意志。当革命时代临近时，这是危险的交易，对于一个建立在信仰而不是建立在强制之上的势力，这样做永远是不利的。
尽管法国国王依旧自命为教会的长子，但他们履行对教会的义务时非常漫不经心；他们保护教会时表现的热情远不如他们保卫自己政府时的热情。当然，他们不准人对教会动手，但却容忍人们在远处用无数投枪扎刺它。
当时对教会敌人的那种不完全的约束，不仅没有减少他们的力量，反而使之增长起来。有些时候，压制作家可以阻止思想运动，另一些时候则反而加速这个运动；但是，当时对出版界实行的那种警察制度，不可能不使它的力量增长百倍。
作家受迫害只引起他们抱怨而不使他们战栗；他们能忍受激发斗志的折磨，而不能忍受把人摧垮的沉重桎梏。对作家的起诉几乎总是拖沓、杂乱、不了了之，仿佛不是为了勒令他们停笔，而是激发他们继续写作。让出版完全自由可能对教会损害反而小些。
1768年狄德罗致函大卫·休谟道：“你认为我们的不宽容比你们的无限自由更有利于思想的进步；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莫尔莱和絮亚尔不同意你的看法。”然而还是这位苏格兰人言之成理。作为自由国家的居民，他对此有经验；狄德罗以文人身份判断事物，休谟从政治角度判断事物。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别国，我拦住遇到的第一个美国人，问他是否认为宗教对法律稳定和社会良好秩序有益；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没有宗教，文明社会，特别是自由社会，便无法生存。在他看来，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连最不通治国科学的人也起码懂得这点。但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多地运用18世纪哲学家在政治问题上的种种最大胆的学说；唯独那些反宗教的学说，尽管有无限制出版自由的保障，却从未能在美国问世。
英国人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在大多数法国哲学家出世以前，我们这种非宗教哲学就已经在他们那里传授：正是博林布鲁克培养了伏尔泰。在整个18世纪期间，英国都有不信教的著名代表人物。才思敏捷的作家、深刻的思想家担负起这一事业；他们从未能使它像在法国那样取得胜利，因为所有对革命心怀疑惧的人都急忙来拯救根深蒂固的信仰。就连他们当中卷入当时法国社会最深、认为法国哲学家的学说并非谬误的那些人，也因其危险而加以拒绝。像自由民族中历来发生的情况一样，强大政党发现把它们的事业与教会的事业连结在一起是有利的；博林布鲁克本人变成了主教们的盟友。教士被这些榜样所打动，从不感到孤立，为其自身事业拼死战斗。尽管英国教会的组织有毛病，内部流弊麇集，但它胜利地经受住了冲击；教会阶层中出现了作家和演说家，他们竭尽全力捍卫基督教。反对基督教的理论经过讨论和驳斥，最后被社会自己抛弃了，政府并未介入。
但是为何不在法国而到别国去找例证呢？今天有哪个法国人会写狄德罗或爱尔维修那样的书呢？谁愿去读这些书？我几乎要说，有谁知道这些书名？60年来我们在公共生活中获得的尚不全面的经验，足以使我们厌恶这种危险文学。请看一看，在国民的不同阶级中，随着各阶级在革命这所严峻学校中获得的经验，尊重宗教已逐步重新获得威望。1789年以前最反宗教的阶级——旧贵族阶级，1793年以后变成了最虔诚的阶级；他们第一个被冲击，也是第一个皈依宗教。当资产阶级在胜利中感到自己也受到打击时，他们也向宗教信仰靠拢。逐渐地，对宗教的尊奉深入到了那些在民众混乱中会有所失的人们中，随着对革命恐惧的出现，非宗教消失了，或至少掩藏起来。
旧制度结束时的情景并非如此。我们完全忘掉了人类重大事务的实践，我们对宗教在各帝国治理中所起的作用一无所知，因此非宗教首先在那些最有切身利益、最有迫切要求去维持国家秩序和使人民顺从的人们的思想中确立。他们不仅欢迎非宗教，而且盲目地向下传播；他们将不虔诚作为他们百无聊赖的生活的一种消遣。
法国教会以前曾产生过许多大演讲家，此时却感到被所有与教会有共同利益因而应来维护教会事业的人所背弃，于是变得沉默无语。人们一度相信，只要给教会保留财富和地位，它就准备对它的信仰发表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