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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户部尚书前，肃顺掌管都察院和理藩院，曾奏减八旗俸禄。于是，基层的旗民也被他得罪。
最上层是与之有“一饭之仇”的慈安，和因为“钩弋故事”引发猜忌的慈禧，中间是各级被他得罪的官僚，最下是广大的在京旗民，构成了反对肃顺等人广泛的群众基础。
发动政变，需要武装力量作为保障，“后党”的直接军事后援则是胜保 。胜保出身举人，好誉喜事，在京任时“屡上疏言事，甚著风采”。咸丰二年，上疏论时政，批评皇帝赏罚不明，逸豫偷闲；咸丰优容，并未以此责怪 。此后，出京带兵，胜少败多，成效不著，十年，召回京城。正赶上英法联军犯阕，命带八旗军会合僧格林沁等军“勤王”。六里桥一役，带伤力战，裹创面圣，咸丰奖励他“忠勇性成，赤心报国”八个字，此后“每诵天语，感激涕零”，对咸丰个人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感。他的姐姐文殊保，是个小有成就的文艺女青年，慈禧入宫前就曾随她学书法。所以，胜保和慈禧，在政变前已有交情。咸丰死前，针对肃顺和二后的矛盾，他就说过要带兵前往热河“清君侧恶”的话；据说，慈禧听到，十分感动，特地绣了个荷包送给他，上有四字：精忠报国 。咸丰驾崩，留下孤儿寡母，他的立场自然偏向“后党”。胜保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地位，则令他的立场偏向具有左右大局的重要性。停战议和，各路溃军及陆续来到的勤王部队共万馀人，都由他统领，随又奉命兼管圆明园八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改练“京兵”。那时，他成了实际上的“卫戌司令”，担负起原来“九门提督” 任内的责任。这就是胜保的特殊地位，能够在军事上保障“后党”在北京实行政变。
以上，分析了“后党”势力形成的原因。反观所谓“肃党”，除了顾命八大臣，几乎再没有别的实力派作为“党羽”，所能凭恃的，只有先帝的“遗诏”——仅为口诏，不是朱谕；“后党”事后推翻或者进行“宪法解释”，远比废除黄绫红字的“成文法”来得省力，以及身处热河的地理优势。“遗诏”既奉，更在主观上麻痹了顾命大臣们的警惕性，没有利用滞留热河的时间，在舆论、人事和军事方面加强戒备，以应不虞。他们怀抱“妇人之仁”，不敢设想政敌们敢于公然违抗“遗诏”，发动政变；以两个女人领衔的政敌们却秉承“最毒不过妇人心”的古训，不恤人言国法，结合阴谋暴力，获得最后的成功。
6。太后垂帘的阴谋论
七月十七日，咸丰崩。八大臣辅佐幼主的领导体制开始运作。运作程序为：臣下奏章，顾命大臣与两位太后共同阅看，拟旨由顾命大臣率军机处负责，二后口谕则相当于以前的皇帝“朱批”。重要人事任命，由太后、顾命大臣和军机处共商确定。一般任命，则抽签决定。
圣旨用印，正文开始处用“御赏”印，结尾处用“同道堂”印 ，由咸丰临死前分别赐给
慈安和同治；同治年幼，不可能看懂章奏，“同道堂”印的使用权便变相归于其生母慈禧。说起 “同道堂”印，还有一个小故事。一日，咸丰上班迟到（估计是淹留在某“春”居所醉酒所致），慈安大怒，跑到寝宫追问昨夜“侍寝何人”。元凶带到，慈安升座痛责之。退朝后，咸丰没看见皇后，知道大事不好，急忙赶回寝宫，只见“宫监森然侍立”，很有可能再说几句就有人要被“杖毙”、“赐缳”，于是吩咐宫监不要报告皇后（怕慈安闻信则先斩后奏），“潜步入”，慈安见咸丰来了，只好让座，由他来处理。咸丰打马虎眼，问慈安：这下面跪着的是谁啊？慈安不和他开玩笑，直接来了一篇大道理：自祖宗建国以来，天子的作息时间都有定制。今天皇上因为贪欢晏起，上班迟到；外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只会怪我不能管理内务，所以我要问问她为何拼命劝酒，坏了宫里的规矩？咸丰只好用“罪在朕躬”的办法蒙混过关：“此自我过。彼何能劝我？且宜恕之”；慈安不好再追究，只好留下一句狠话：“此主子宥汝。以后无论何处醉，惟汝是问！”咸丰自觉惭愧，“即索所佩”，当时只带了这颗“同道堂”玉印，因“解赐后以谢”，于是“同道堂”印就成为咸丰感激慈安赞成“帝德”的信物 。现在此印从慈安转赠给同治（慈禧），也就蕴含了规制的深意。
抽签决定任命的程序，则如此操作：由吏部堂官选择候选官员，将姓名写在签上，密封进呈。抽签时，太后坐两边，幼帝坐中间，大臣立堂下，签筒交给幼帝，由他“掣签”。掣出后，太后用印，下发各部各省执行。
负责提名写签的吏部尚书陈孚恩，算是各部院实力派中唯一属于“肃党”的高官，他成为“肃党”的经历颇为辛酸，值得多写几句。陈孚恩，江西新城人。道光年间，依附穆彰阿，一直升到刑部尚书。道光三十年，咸丰即位，陈孚恩开始走霉运，原因则都与“肃党”有关。首先是“议礼”一事；道光皇帝觉得任内输了鸦片战争，列祖列宗颜面扫地，自己不配进入祖庙，享受后代祭拜，于是“遗命罢配郊祔庙”。咸丰“交廷臣议”，陈孚恩和怡亲王载垣意见不和，当着皇帝的面，戟指对骂。载垣“以失仪自劾”，咸丰没有过分追究，而“斥孚恩乖谬，降三级留任”。他大为失落，不久就以“母老乞养”告归。回乡后帮办团练，守城有功；七年，母丧后再回北京，明年，授兵部尚书。本以为咸鱼翻生，哪料到咸丰八年协助肃顺主办科场案，发现他儿子陈景彦牵涉在内，于是“自请严议，并回避”。其子终于褫职、远流。由此，他“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暱附（肃顺）诸人”，咸丰十年九月，由兵部尚书调任吏部尚书，登上个人仕途的巅峰。
披折子，选官员，是最重要的两项权力，太后虽然参与，但是实权都掌握在顾命八大臣手里。虽然这是秉承咸丰“遗诏”的运行方式，但是自负才情的慈禧是万不甘心如此的。慈安性情固然刚愎（因食物致恨于肃顺，因晏起大展雌威，可见一斑），可是见识、才能有限，所以，她要掌握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力，或者说就是盖章的权力。慈禧则不然，根据她日后的表现，不难猜测她追求的权力乃是一种事无大小、不分表里的全面掌控。当时肃顺手下某人致其友人信中说：“风闻两宫不甚惬洽，所争在礼节细故，似易于调停也”；其实，两太后所争，根本不在“礼节细故”，而是“垂帘”大计。“后党”某军机章京在八月十三日写信给在京的同事朱克勤，报告热河情报，说：“闻西边执不肯下，定要临朝，后来东边转湾。虽未卜其意云何，大约是姑且将就” 。“西边”，指慈禧；“东边”，指慈安。话说得很明白，慈禧坚持要“临朝”，也就是不满足于参加与顾命、军机之间的会议，而要直接上朝听政。作此信之“肃党”将这种信息解读为“所争在礼节细故”，政治上未免太不成熟了。而他的“不成熟”，则植根于其老板仗着“遗命”在身的的盲目乐观，反映了“肃党”内部的糊涂“共识”。
当然，“后党”能明确领会到慈禧“定要临朝”的意旨，是在董元醇奏请太后垂帘的折子呈递以后。“肃党”反应迟钝，判断失误，误解为“所争在礼节细故”，其时当在董元醇上奏之前。
八月六日，御史董元醇递上一封奏折 ，“敬陈管见”。他的“管见”，主要有三条：首先，请明降谕旨，宣布两位皇太后垂帘听政；其次，除了顾命八大臣外，再选择一二位亲王加入到领导集团；第三，为幼帝改派师傅。
前两条是赤裸裸的夺权。不但赤裸裸，还有找死的嫌疑。清代祖制，历来严格限制后妃、皇子、亲王、宫监干预朝政，敢于提建议破坏这种制度的大臣，标准量刑一定是死罪 。虽然顺治初期，出现过孝庄皇太后会同济尔哈朗、多尔衮两位亲王联合辅政，算是一个特例，但至少没有公开说这就是“垂帘听政”。咸丰托孤，把二后排除在外，无非也是遵从祖宗之制。凭这点，就可以说董元醇有找死的嫌疑。至于增派亲王进入领导集体，其意所指，当然是恭王奕訢和慈禧的妹夫醇王奕譞。辅政八臣内固然有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但是咸丰以帝王之尊，变动祖制，自上而下，属于违规；臣子倡言亲王辅政，则是自下而上，属于违法了。此条虽不至死罪，但也不是小过。
第三条则计及长远，为日后太后释权、皇帝亲政的平稳过渡做准备。当时，上书房中已经有了一个帝师，就是咸丰生前钦定的李鸿藻；董之所以要求改派，则考虑到帝师对幼帝的影响力，欲安排铁杆“后党”取而代之。就常人而言，童年时感受最真切的乃是母爱，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也多赖于母亲的教诲。但是生长于深宫之中的皇子，却非如此，甚至见到母亲的次数都不是很多。清代祖制：皇子一生下来，不论嫡庶，立即由保母抱走，归奶妈哺乳。每个皇子，都配备了八个奶妈、八个保母，加上针线、浆洗、灯火、锅灶上人，总共四十人的服务班子，由她们负责皇子的养护；所谓“养于妇人之手”也。断奶后，撤掉奶妈，替换内监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