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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中，胡耀邦同志不仅一再找作者商谈如何写作，写出初稿后如何一再修改，而且他还考虑如何发表。按一般情况，这样精彩的重要文章，应该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来发表。他同我讨论过几次。如果作为社论，按组织原则，必须事先送给分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审查，那就肯定通不过。先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然后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作为“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这是耀邦的精心策划，是同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辑）和我一起商量决定的。这篇文章登出来的当天晚上，吴冷西打电话对我进行了严厉批评，我先用电话向耀邦作了通报，第二天我把记录稿亲自送给他。他说，这当然不是吴冷西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领导层的代言人，必须撰写另一篇文章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这时，《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虽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但也受到汪东兴等政要的严厉批评。因而在第二篇文章写作过程中，耀邦同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商量好后，用解放军报特别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同天发表。这也是他同我们几个新闻单位事先约定好的，这充分反映了耀邦同志的卓越胆识。
为了扫除对这场讨论的思想阻力，乘胜前进，耀邦同志继续组织力量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评“左”比右好》《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跳出旧框框多想点问题》《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等本报评论员文章。这些都是经过耀邦同志的精心策划、一再修改过的。比如他在审阅《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文的原稿时，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就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毛泽东思想，决不能把它看成凝固不变的”一段话之后，耀邦同志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那种认为革命导师说过的一切都要照搬照抄照办，而没有说过的都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的态度，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在这个讨论开展的过程中，耀邦同志还经常指点我，要报导哪方面讨论的新闻，要注意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讨论，千万不要大轰大嗡，不能搞形式主义。
耀邦同志是这场大讨论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为重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做出了重大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4．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五中全会上又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从此，他担负起直接领导中央党报的任务。人民日报的重要文章，一般的按稿件内容，分别送给书记处分管各条战线的书记审查，只有最重要的稿件，才直接送耀邦同志审查。一九八九年耀邦逝世时，人民日报社编委办公室同志仅就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一次关于胡耀邦和人民日报的研究。经过耀邦同志审阅、修改、定稿的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仅仅查到原稿的，就有一百多篇。有些稿件送他审查，他把作者叫去当面提意见，当面修改，原稿上就没有他的笔迹和签字；有的稿子送他审阅，他没有意见，也没有修改，打电话来说他同意发表，也没有把稿子退回。
除了上面说到的关于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讨论两项具有十分深远意义的决策以外，耀邦同志还组织了两次重大问题的讨论：一次是“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一次是“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影响也是很大的。
耀邦同志针对多年来工业建设中的严重偏向，抓住“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策划和组织了文章，指导人民日报带头开展了一场“生产目的”的讨论。可惜受到了保守、传统势力的严重干扰，半途而废，没有发挥到预期的作用。
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从一九七九年初就开始酝酿了。当时，人民日报草拟了一篇社论《人民生活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送耀邦同志审阅，他对此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每个生产单位的领导干部，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生产条件下，理直气壮地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生活，并把这两条作为办好企业学大庆的主要标志。二、每个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的领导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自己的工作和业务的同时，想方设法搞好公共福利，有条件的要自己动手搞好副食生产，逐步改善大家生活。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奋发图强，把生产搞上去，把工作搞上去，把生活逐步搞上去。反对特殊化，反对走后门，反对当官作老爷。”在这个批语里，耀邦同志把关心群众生活问题提出来了。我们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以后刊登出来。
到了九月，人民日报理论部编的内参《理论宣传动态》一百一十三期上刊有一篇题为《斯大林对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判》的文章，提出：在我国经济调整中应该重视社会主义基本规律，注重消费品生产，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耀邦同志在这期《动态》上作了几处眉批，还另写了一个批语，把这期《动态》转给了中央党校。他提出：这期《动态》“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同志们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的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在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按照耀邦同志的意见写成了一篇论文，先发表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广泛征求意见并加以修改后，才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二月二十日一版头条地位，题目是《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多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生产而生产。”
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忽视人民生活，甚至认为强调人民生活就是忽视政治的所谓经济主义，因而长期热衷于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搞重工业，以钢为纲，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制订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时，不是首先考虑甚至不考虑人民的食品、工业消费品、住房要提高多少，而首先考虑重工业要多少钢，这种搞法实际上不是为消费而生产，而是为生产而生产，为计划而生产，为指标而生产。因而，在这一社论发表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又在显著地位刊登了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问题，涉及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问题。”
很快，这个问题得到经济战线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写来了很多稿件。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的指导下，开展了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绝大多数读者赞成《人民日报》文章的意见。同时，也有一些同志持完全不同的意见，主要是认为否定了工业学大庆中“先生产、后生活”的经验。
在写这篇评论员文章时，已经考虑到大庆经验，因而特别写了一段来肯定“先生产后生活”的积极意义和这一口号在特殊条件下为了克服困难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只是从理论上来分析这个口号的片面性和推广这一经验时的误解。这种理论的探讨并不否定它的特殊作用，可是仍然引起了好些人的误解，在中央领导层中也产生了不同意见。
对一个理论原则问题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以后《石油工业简报》《大庆战报》《华北石油报》等都发表文章来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以为这是好现象。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由于《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一同《人民日报》“口径不一致”，就认为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一批评《人民日报》就认为是批评中央。久而久之，弄得只能是《人民日报》批评其它报纸，其它报纸不敢批评《人民日报》，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