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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的一些报道，或者由于分寸掌握得不好，或者内容欠妥，都会及时受到耀邦同志的坦率而尖锐的批评。以蒋爱珍的报道为例。一九七九年十月，《人民日报》刊登一篇题为《蒋爱珍为什么杀人？》的调查报告，反映蒋爱珍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打击迫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打死了迫害她的人。这个调查报告发表以后，各方面的反映十分强烈，同情的人很多。但由于我们有偏激情绪，措词也有不恰当之处，给人印象好像是“杀人有理”，没有强调“杀人有罪”、“有理也不能杀人”。很多读者给报社来信，也有一些人给党中央写信。耀邦同志把这些来信转给了我们，批示说：“当然报纸经常出点这样那样的纰漏，是很难免的。事实上，我们大家对报刊这样那样的一般性的纰漏都采取了谅解的态度，这是对的。但一年来的一些重大纰漏，似乎贯串一种倾向，即这种倾向是中央不断打过招呼的，我也提醒过二三十遍了。因此，我希望报社同志要认真发动大家谈谈思想问题，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才好。”“并联系几篇片面性比较大，情绪相当偏激的文章，目的是从具体实践中提高大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水平。”耀邦同志这一批评是严厉的，也是中肯和及时的，督促编辑部同志注意了宣传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几年来，耀邦同志转给人民日报的批文中有二百多件，涉及面很广，经常提醒我们的有下面几个问题：
（1） 宣传不能脱离实际。耀邦同志在赞扬一篇文章时写道：“该文谈的是反面问题，但分析得好，看了不使人们泄气，而是有信心。各报都要有更多更好的言论才好。现在有些报纸的有些言论不怎么高明，某些带消极情绪的言论不说，主要是离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主题思想、格调太远。说得不客气一点，我们这块人民之‘田’，不能随意让自诩高古的桃源中人去耕耘。”这个批评相当尖锐，切中时弊。
（2）文章切忌空论。耀邦同志常常对一些文章爱发空论极为气恼，他在阅批一篇调查报告时写道：“我们许多报刊空论太多，切实的调查研究太少。要转变作风，鼓足干劲，刷新文风，要大力提倡和发表一些好的调查报告。”“凡是空论空谈，不管是思想的、政治的、学术的、文艺的，都要下决心拿刀子砍掉。”他主张：“以充分的可靠的典型材料进行教育。”“我向往‘务实派’这个称号，明明有不少人的思想对‘现实’问题多，为什么偏要提倡‘务虚’？”
（3）社论要正面说理。耀邦同志不止一次地说：“注意社论不要作过多批判性的东西，多从正面说清问题。”有的社论“深感批评的口气太多，太严厉，说理性、鼓舞性的言辞太少”。
（4）报纸要登一些揭露性的东西。他说：“近来经济上的不正之风有所滋长，请选择一些典型予以揭露并加以抨击。每天有一两篇或来信（只是要核实，不要冤枉好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麻木不仁和丧失警惕，以致使问题发展到难以收拾。”他说这话的时间是一九八一年七月。
（5）如何对待猎奇。在一份材料上，耀邦同志批文：“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要猎奇至少要考虑两点：一、材料必须完全经得起检验；二、内容对大多数人有教育意义。没有这两条，肯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赞成，甚至反对。像这样类似的一些问题，都是宣传工作的具体方针问题。宣传工作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经常收集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愈做愈可提高水平，愈做愈有成效。”
这些批文转给我们后，使我们举一反三，对帮助我们端正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耀邦同志对于报社的内部工作，也总是热情关注，或指点，或提倡，或批评，或制止，为把人民日报培植成一块环境很好的宣传阵地，为把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培养成一支高质量的新闻队伍，真是呕心沥血。
我择要的写出耀邦的批示，表明人民日报的广大同志怀念耀邦同志对报纸宣传的领导。毫不夸大地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自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上半叶，人民日报之所以得到从中央领导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量达到空前的六百三十多万份，是和耀邦同志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那时，由于有了以耀邦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正确领导，人民日报才在历史上留下了这样光辉灿烂的篇章。
8．耀邦同志领导人民日报，我感到他总的精神是信任和帮助报社同志独立负责，勇挑重担，是鼓励和培养报社同志大胆开展工作，努力创新，使报社同志越干越有信心，越干越有办法，越干越有奔头，结果使报纸越办越好，使报社干部在思想上业务上越来越提高。不像有的领导同志那样，总是指责，总是挑错，总是批评，总是下死命令，总是声严色厉盛气凌人。
正如前面所说的，耀邦同志不仅善于向报社指示抓住重大宣传任务，而且帮助报社具体策划组织，修改重要稿件，大大提高了报纸对实际工作的方针方法和思想理论方面的启示作用和指导作用。
他平等待人，把我们当同志，不只是下级，使我感到他是良师益友，不只是上级；他的谦虚精神使人钦佩。一九八一年六月，他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党的主席。闭会以后，他立即找我们新闻单位的负责同志开会，说他曾经一再推辞，一再表明他在哪方面都不配作党的主席，他希望各新闻单位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宣传他个人，要注意宣传中央的集体领导，要注意宣传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领袖。果然，在六中全会以后，他提出修改党章，取消了党的主席，设立了党的总书记，他在一年以后被选为总书记。他对我们说，他只是书记处的班长，党的大政方针的决策都要请示小平、陈云同志。
他为报社组织的重要稿件，虽然经过他一再修改，但他还是一再关照我们，仔细看看，有不妥当的地方要大胆修改。记得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发表的《革命者要向前看》特约评论员文章，是他几经修改定稿的。在刊登以前，报社负责理论宣传的副总编辑王若水同志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送耀邦审阅。若水同志给耀邦写信说：“这是我们的一些考虑，如有不当，请予指正。删改得不当的地方，请再改过来。……”耀邦当天就把稿子退回来，他还给若水写信说：“若水同志：同意你们的修改，这么改，更稳妥了。希望新闻界、理论界更好地发扬这种互相商讨、互相琢磨的风气。”耀邦同志的这封短信在新闻界传为佳话。一些兄弟报社都来索取这篇文章的原稿、改稿和耀邦的短信。
耀邦同志主持的会议总是注意通知新闻单位来人参加。在研究布置工作时，他总要连带着布置宣传工作；在总结工作时，也总要连带着总结宣传工作。他还经常单独约我们新闻界的负责同志商谈宣传。使我感动的是，当他对报社和负责人有重大意见时，他总是把我们本人找来，问清情况，绝不偏听偏信，片面的批评指责。在十二大会议期间，乔木同志很气愤地向耀邦反映，说我在小组会上提出要在文件中删去“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意见。耀邦就把我们这个小组的几位同志找在一起，一一询问，结果都说我并没有提出这个意见。一场严重的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我这里保留有耀邦同志的一份谈话纪录稿，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我把它全文抄录在这里，可以看出耀邦同志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具体指示。耀邦的谈话里，谈到了我们党的工作和党的作风的很多重要问题，也反映出耀邦同志的思想作风。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三日上午九时
胡耀邦同志约见胡绩伟和曾涛同志时的谈话
耀邦同志：今天找你们来，是仲勋同志提议找绩伟同志谈谈。我想，既然找绩伟，就不如把曾涛同志也找来一起谈谈。绩伟，你先说说。
（绩伟同志简单汇报了最近报社开会学习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文件的情况。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