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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人在一侧一起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这个大桌子，直到先生喊声停，我们才住手，我们一共向前移了六英尺。他又命令我只把马拉穆德和拉夫特绑在一起，而没有绑乌姆斯特德。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接着他让那个连在一起的七个人坐在桌子上，背靠着墙。没有人敢问为什么，但我估计他是需要一个屏障以防神枪手的射击。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已经派狙击手悄悄地爬上邻楼，大概先生已发现了他们。
在站了五个小时之后，拉夫特和这一伙人终于可以坐了下来。乌姆斯特德和我可以坐在椅子上，而那位先生拿了一把椅子在桌子的一端坐下。我们就这样等候着。
流浪生活一定能教会一个人有耐性。他长时间地静静地坐在那里好像心满意足的样子，双眼隐在太阳镜的后面，头一动不动。
“有谁曾把付不起房租的人赶出去过？”他无所指地含糊地问了一句，可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回答，又问了一遍。
我们面面相觑，困惑不解，我们中间似乎没有他所说的那种情况。他似乎在盯着桌子上的某处，就离克尔伯恩的脚不远。
“你们不仅对无家可归的人毫不关心，而且还把他们赶到街头上去。”
我们只好点点头，就像按同一个乐谱唱歌一样。就是他用再难听的话来说我们，我们也会领受的。
在七点差几分的时候，我们要的外卖已经到了。敲门声很响。那位先生又叫我打个电话警告警察说，只要他看到或听见外面有人，他就杀死我们当中的一人。我十分谨慎地向鲁道夫把这一警告做了传达，我并且告诉他不要企图采取救援活动，我们正在谈判。
鲁道夫说他明白。
乌姆斯特德走到门旁，打开门，然后等着那位先生发指示。先生就在他身后，枪口离乌姆斯特德的头不超过一英尺。
“慢慢地打开门。”先生说。
我在先生身后几英尺处站着，门开了。食物是放在一个小推车上面的，就是我们律师专职助手拉我们收集的大量材料的那种小车。我可以看到四个大塑料盒的汤还有一个牛皮纸袋子，里面装的面包。我想知道有没有喝的东西，我们始终没有发现。
乌姆斯特德迈出走廊一步去拉车，正要向回拉时，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在会议室里听起来特别响。原来一个警察神枪手就躲在戴维尔太太那张办公桌的背后，离会议室有四十英尺远，但他对他要找的目标却看得一清二楚。当乌姆斯特德低头去拉车时，那位先生的头在瞬间暴露给他，那位神枪手就一下子把它打开了花。
那位先生身子向后一仰，连一声都没吭就倒下了，我的脸上立刻溅满了血和粘液。我还以为我也被击中了，我记得我当时痛得惊叫了一声。乌姆斯特德在大厅里也叫喊起来。原来在桌子上的那七个人都像遭训斥的狗一样从桌子上爬了下来，其中一半人拖着另一半人，叫喊着向门口冲去。我跪在地上，紧闭双眼等候炸药的爆炸，接着我又逃向另外的一扇门，逃离那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我打开了锁，把门撞开，当我最后看那位先生时，他还在一块十分贵重的东方地毯上抽搐着。他的手摊放在两侧，根本不在红色导火索旁边了。
这时门厅里挤满了警察，都戴着吓人的头盔，穿着厚厚的坎肩，又有几十个人，都猫着腰，匆匆赶到。他们让人分不清谁是谁，他们把我们连搀带架穿过接待大厅，直奔电梯。
“你受伤了吗？”他们问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受伤没有。我的脸上和衬衣上都是血，而那种粘稠的液体后来医生说是脑浆。
第三章
我们的家人和朋友都在一楼等候，他们尽量呆在离那位先生远一些的地方。办公室和门廊里挤满了我们的同事和熟人，有好几十人，都在等候着我们获救，当他们看到我们时，只听得一片欢呼声。
因为我浑身是血，他们把我送到地下室的一个小健身房里。这个小健身房也是我们公司的，但这些律师们从来不用它。因为我们太忙了，几乎没有时间来锻炼，如果发现谁还有闲工夫，准得又派上更多的活儿。
医生立刻把我包围了，我的妻子却不在其中。我向他们解释说这血不是我的，他们立刻松了口气，所以先给我做了一个常规检查。血压有些上升，脉搏快得厉害，他们给我服了一片药。
我真想洗个淋浴。他们却把我放在一张桌子上，让我躺下观察我的血压。“我是不是要休克？”我问道。
“恐怕不会。”
我真有一种要休克的感觉，克莱尔到哪儿去了？整整六个小时我就在枪口下度过的，生命随时受着威胁，而她竟不肯像其他人的家属那样在这里等候。
淋浴的水很热，我洗了很长时间，我用香波把头洗了三遍，然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让水冲刷着我。时间好像凝固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还活着，我还在呼吸，身上还散发着热量。
我换上了一身别人的运动服，衣服太大了些。接着我又回到桌子那儿去再做一次血压检查。我的秘书波利走了进来，久久地拥抱着我。这时我真是渴望这种拥抱。她的两眼充满泪水。
“克莱尔在哪儿？”我问她。
“她在当班候诊，我一直在打电话给医院。”
波利心里明白，我们的婚姻已不会持续很久了。
“你还好吗？”她问道。
“我想还可以。”
我向医生表示了感谢然后离开了健身房。鲁道夫在走廊里遇到了我，十分笨拙地拥抱着我。他向我说了声“祝贺你”，好像我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
“你明天不必来上班了，这大家都会理解的。”他说。难道他以为休息一天就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吗？
“明天再说吧。”我答道。
“你还需要休息一下。”他又补充说，好像医生们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还想找巴利·纳佐谈一谈，可我们那几个做人质的伙伴都走了。谁也没受伤，当时只是用绳子把手腕捆了一下。
因为没有人伤着，这些人又都兴奋起来，个个面带微笑，但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兴奋很快就平息下来。大部分律师和职员都焦急地在一楼等候，但都离那位先生和炸药很远。波利拿着我的大衣，我把它披在大汗衫上，我那带有流苏的洛弗衫看起来样子很怪，我对此也毫不在乎。
“外面有几个记者。”波利说。
啊，我几乎把新闻媒体给忘了，多么好的素材！这可不是普通的在职射击训练，而是疯狂的流浪汉对一群律师的人质劫持。
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采访到，不是吗？律师逃脱了，罪犯吃了枪子儿，导火索虽已嘶嘶作响，但当罪犯倒地时又把它压灭了。不然该是什么样子呢？一声枪响，一声爆炸，白光一闪，窗子被震成碎片，残肢断臂落得满街都是，及时的新闻采访和现场直播，又成了第九频道的今晚头条新闻。
“我开车把你送回去吧，”波利说道，“跟我来。”现在如果有人告诉我该去做什么我真是万分感激。我现在思想有些迟钝，头脑中一个接着一个的静止状态，没有内容，也没有情节背景。
我们离开底楼时，服务人员为我们打开了门。外面冷风刺面，我感受到空气的清新，这时我的肺一阵疼痛。当波利跑去开车时，我躲在建筑物的一个角落，望着外面的广场，那儿有几辆警车和救护车以及电视台的采访车，还有一辆消防车。他们正在往车上装东西，准备离开了。一辆救护车的车尾正对着大楼，无疑是要把那位先生的尸体送到停尸房。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第一次微笑地说我还活着！
我闭上双眼，做了一次简短而无声的祈祷，感谢上帝。
身后有了声音，当我们都默不做声地坐在车里时，波利抚着方向盘开始慢慢地启动车，她等着我开口说话，我听到了那神枪手的清脆的枪声。那找准目标后的砰的一声，接着是那几个人质惊慌地逃离桌子冲到门外。
我都看见了什么？我曾看了看那张桌子，那七个人急切地望着门口，当那位先生用枪对准乌姆斯特德的脑袋时，又都把目光朝向那位先生。当他被击中时我就在他的身后，如果子弹没射中他而打中了我，后果又将如何！子弹会穿透墙壁，穿透门，也会穿透人体。
“他并没打算杀死我们。”我说，声音小得刚可以听见。
波利听到我开口了，她也舒了口气，“那么他在做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他要什么呢？”
“他也从来没说。真是令人惊讶，我们之间说话极少，我们坐在那儿几个小时，就是互相看着对方。”
“他为什么不同警察对话呢？”
“谁知道？这正是他最大的错误。如果他把电话接通，我本可以说服警察，告诉他们他并不想杀害我们。”
“你不怪警察吧，是不是？”
“当然不怪，想着提醒我给他们写信。”
“明天上班吗？”
“我明天还能干什么呢？”
“我想你该休息一天。”
“我需要休息一年，一天有什么用！”
我们的公寓在乔治顿P街一排联立楼房的三楼。波利在路边把车停下，我向她道了谢就下了车，从没有灯光的窗子就可以知道克莱尔不在家。
我和克莱尔相识是在我搬到特区来的一周以后。那时我刚从耶鲁毕业，又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就像我们班其他五十人一样都有着光辉灿烂的前程，她也从美利坚大学刚刚获得政治学学位。她的祖父曾做过罗得岛的地方官，她的家族几个世纪以来有着很好的社会关系。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与其他大公司一样，都把第一年当成新兵训练营，我每天要工作十五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每周日是我和克莱尔见面的日子。我们想结婚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