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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矛盾，韩非叫做“常贵其所以乱而贱其所以治”、“下之所欲与
上之所以为治”的“相诡”；即上之所以为治者在于名号、爵位、威利、法
令、官爵、刑罚等，而下之所贵者，则在于虚伪的高、贤、重、忠、烈士、
勇夫，以及所谓圣、杰、长者、师徒、大人等，其相反相诡，殊为明白。
客观的历史要清算氏族贵族，而主观的政治思想却要保存氏族贵族，这
二者之间就发生了矛盾。韩非十分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清算氏族是上之所
以为治的前提，而保存氏族则是世之所以必乱的原因，不解决二者之间的矛
盾，便是“上失其道”，“是教下乱上以为治”，便是自陷于矛盾之中。所
以他说：
“凡上所以治者，刑罚也；今有私行义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静也；
而譟险谗谀者任。四封之内，所以听从者，信与德也，而陂知倾覆者使。令
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俭听上也；而岩居非世者显。仓廪之所以实者，
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广者，
战士也；今死之孤饥饿乞于道，而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赏禄，所以尽
民力，易下死也；今战胜攻取之士劳而赏不沾，而卜筮视手理、狐蛊为顺辞
于前者日赐。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杀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婴上而
不得见，巧言利辞、行奸轨以幸偷世者数御。据法直言，名刑相当，循绳墨，
诛奸人，所以为上治也，而愈疏远；谄施顺意从欲以危世者近习。悉租税，
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
赋，而上不得者万数。夫陈善田利宅者，所以利战士也，而断头裂腹，播骨
乎原野者，无宅容身，身死田夺；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无功者，择宅而受，
择田而食。赏利一从上出，所以擅制也；而战介之士不得职，而闲居之士尊
显。上以此为教，名安得无卑？位安得无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从法
令，有二心、私学，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又从
而尊之，用事者过矣！上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厉（励）下也；今士大夫不
羞污泥丑辱而宦，女妹私义之门不待次而宦。赏赐，所以为重也；而战斗有
功之士贫贱，而便辟优徒超级。名号诚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掩障，近习女
谒并 行，百官主爵迁人，用事者过矣！大臣官人，与下先谋，比周不法，
威利在下，则主卑而大臣重矣。”（同上）
以氏族贵族与国民阶级的矛盾为时代的危机，这是诸子的共同看法。但
儒家把危机的责任委之于破坏礼乐的小人，而法家则以危机的罪过归之于亏
法擅为的氏族贵族；儒家以礼乐为调和矛盾的平衡器，而法家则以法术为解
决矛盾的手段。古代社会思想的主潮之由礼到法的递变，正是历史的逻辑。
由于调和矛盾的维新路线所遗留下来的氏族贵族与国民阶级之间的矛
盾，到了战国末期已成了社会危机的枢纽。韩非坚持着国民阶级的同一律立
场，洞察了历史所提出的现实的选言判断，在清算氏族制的斗争里，明察而
劲直地主张矛盾律的逻辑原理：
“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显
学）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五蠹）
“楚人有鬻楯与矛者，誊之曰：‘吾楯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
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
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 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
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难一）
“人有鬻矛与楯者，誉其楯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
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
应也。以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
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贤与无不禁之势，此矛楯之说也，夫贤势
之不相容亦明矣。”（难势）
从“矛楯之说”之与先王观念的否定及任贤不如任势的思想相连来看，
可知韩非的矛盾律实是基于清算氏族制的原理，主张古代社会成为国民阶级
的同一社会，而不容氏族贵族仍作为“当涂之人”混迹其间。这不但是韩非
逻辑思想的精髓，而且也是其整个体系的灵魂，其思想的与现实的批判，也
从这一方法出发。
古代逻辑史上的矛盾律，肇端于孔子的“攻乎异端”或“叩其两端”，
形成于墨子的“明故”与“知类”，混乱于庄、惠的齐一同异，僵化于公孙
龙的“两明而道丧”，复活于墨经作者，发展于荀子的“类不可两”，而完
成于韩非的“矛楯之说”。其间的迂回曲折，固然是螺旋式的发展的范例，
但其形式的晚成，则为维新古代的特徵之一。
第十七章 中国古代思想的没落倾向
第一节 纵横家思想
一
战国时代的纵横家，自社会的背景而言，是在“礼堕而修耕战”的环境
之下，是在商业资本发展之下兴起来的。本来游说诸侯的风气，并不源自战
国，在春秋战国之交已经有孔、墨倡之在先；但他们犹在“兴灭国继绝世”
或“存小国之礼”的形势之下，或主张“以礼为国”，或主张弭兵“非攻”，
还没有如后来纵横策士的那样风气。到了战国中叶，孟子就有“处士横议”
之讥，而和孟子同时的张仪惠施也都先后说梁惠王，故史记孟荀列传说：“孟
轲，。。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
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
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退而。。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战国中叶以
后，文学之士起自田亩市廛，大都自称“贱人”、“鄙臣”、“微芥”、“羁
旅之臣”，“蹑跷担簦”而显于诸侯，受封受土。他们或号称“智士”，或
被推崇为“智囊”（樗里子），以左右时局，翻云复雨，于是身荣名显，“贵
极富溢”。这种风气如韩非子所说“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
学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这里所谓文学之士，即指出言谈不
劳动而取得富贵的人。或又如苏秦不从习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
为务”，“释本而事口舌”（史记苏秦列传），以取尊荣；更如吕不韦本来
是“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商业
资本家，反认为做商人利不过百倍，不如立国定主，其利无穷，舍本行而作
“奇货可居”的大买卖。
我们由此知道，所谓纵横策士的支配风气，约在战国末世。说苑所记荀
卿痛恶纵横游士（见前引）以及韩非子斥责不事耕战而仅以说干主之人，可
为佐证。苏秦其人，现考大有问题，大约合纵之说，在战国末年是六国抗秦
的一个原则，主张者并非一人，后人才把此一原则认为一大发明，推归于苏
秦，司马迁便早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
记苏秦列传）至于连横之说，后人也归功于张仪，而司马迁则说：“三晋多
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史记张仪列传）我们
不必认为有了鬼谷子的秘传，才有纵横弟子横议天下。还是司马迁说得好：
“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
顾亭林日知录周末风俗条，值得参考。他说：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
国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
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
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所谓“邦无定交”，正是战国末叶的特征，这原因归结于氏族制的破坏，
历史不再由宗子支配，而走向“以富兼人”，然这也要在如秦、楚之国内部
条件能够消化其他氏族的时候，才打破了“存小国之礼”，借耕战而兼并。
所以春秋霸主的盟约还有其相对的神圣性，而战国诸侯的“人质”便成了危
机的标帜了。在这样氏族纽带正遭割断而地域财富的代表阶级称雄之时，权
利义务在国际范围内就要改观，强者兼人而弱者图存。因此当时的外交关系
的外部条件被人看得超过于内部条件，似乎只要讲求好了与国或敌国的权利
条约，就可以生存发展，于是机会主义的心理栽植于君臣之间，使游士食客
取得了发言的地位。实在讲来，内部应该是“尽地力”，外部应该是讲谋策，
故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由于当时
政治风云不能不着眼在外部关系或各国的不平衡发展，这便使所谓谋策在均
衡力的破坏与重建之间寻到均衡论的机械力的对消关系。
所谓“士无定主”，说明了国民阶级脱出氏族的羁绊，不再是“工商食
官”了。随着商业交通的发达，所谓“多财善贾”，所谓“车同轨”，国际
间宗族的鸿沟便在货币行军之前填平（这自然是适应于废井田开阡陌的土地
关系的），使当时亲亲尊尊的礼制在经济城市建立之下趋于崩坏；于是一群
被新现实教养的国民，必然代替无能的旧贵族，而脱出旧氏族的国籍，不别
亲疏，惟智谋是尊。策士是以富贵名位之取得为条件的，如果没有财富商业
的关系交流于七国之间，那么纵横家的国际政治买卖是难以想像的，故当时
“贩贱卖贵”的交换关系就反映为谋诈任权的策士思想。这样看来，他们是
代表着古代的商人阶级的利益，请看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