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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不足以知其统而袭其迹，则以
道为新说奇论矣。。。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而周、张、二程出焉，
自谓出入于佛老甚久，。。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
发明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总述讲学大旨，引自宋元学案之
水心学案）
“孟子言。。不见诸侯本于子思，子思本于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
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标使者出
诸大门之外’，疑皆执德之偏。”（习学记言卷十四）
“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故尧、舜皆备诸德，而以聪明为
首。孔子告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学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
思，无益；不如学也。’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又物之是非邪正，终未可定。诗云：‘有物有则’。子思称：‘不诚无物’。
而孟子亦自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
而思有邪正是非，心有人道危微，后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从一，是谓不
知‘天之所与’而非天之与此而禁彼也。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
善，独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虚意
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同
上）
上引叶适的论断，其价值如何，将于第四卷论宋代思想时详述。现在，
我们只说，他所说的“孟子本于子思，子思本于曾子”而 皆与孔子思想有
异云云，实为不易的至论。明白了此点，就可以知道，荀子一面以孔子正传
自命，一面对于曾子及子思、孟轲均持批评态度，其中实大有道理。
不过，我们说思、孟的思想出于曾子，只是就其主要的承藉与渊源而言；
并不是说在曾子以外不曾接受别家的影响。相反的，如郭沫若所考辨，墨家
的宗教思想对于子思的影响，宋猓В荆⒁牡牡兰宜枷攵杂诿献拥挠跋�
（见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与宋猓б囊胖迹约氨臼樗的拥睦喔拍疃�
于孟子的逻辑思想的影响等等，都是无可否认的。这些问题，在分析思、孟
的思想内容时，将分别指出；此处仅研究思、孟的学派性，故暂从略。
第二节 思孟学派儒学的唯心主义的放大
我们已在前面说明，思、孟学说乃渊源于曾子。但曾子之走入内省论一
途，只是在“言必称师”的祖述形态上开其端绪。到了子思、孟轲，就更进
一步，完成了儒学的唯心主义的放大。现在，我们便按照荀子的批判程序来
说明此点。
荀子批判战国诸子，义法颇严；他在儒家传统的立场上，相对地指出了
诸子的特点，这和孟子批评他人时所采取的拒斥态度是大有区别的。例如荀
子在批判辩者时指出辩者“蔽于辞而不知实”，“甚察而不惠”（王念孙谓
“惠”字为“急”字之误）；而孟子对此则只以“淫辞”二字了之。荀子在
批判墨子时，指出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役夫之道”，“大俭约而僈
差等”，这些都是经过比较审慎的分析，而孟子对此则只以“无父”二字了
之。“淫辞”、“无父”，实在说明不了他们的特点，反而混乱了他们的学
派性。我们知道了荀子批判诸子的谨严态度，也就可以相信他分别儒家派系
的正确性。在非十二子篇，荀子对于孔子以后的儒家，把子张、子夏、子游
诸氏分在一系，而把子思、孟轲另分在一系，关于后者，他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
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
‘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
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非十二子）
上面的一段话是荀子对于子思、孟轲学派性的总括说明。在这里问题颇
多，今先略论于下：
第一点，毫无问题的是：（1）“材剧志大”正是子思、孟轲的写照。子
思以孔子配天，孟子更以自己配天，观其善养“浩然之气”的事天气概，便
可明白。（2）“闻见杂博”也是孟子的特点。结合“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
一点看来，就知道他的“周室班爵禄”和“井田”等说，真是“杂博”之至。
他仅“闻其大略”，即敢如此“造说”。荀子说他“不知其统”是言之有物
的。
（3）“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三句，甚关重要。这不
但指唯心主义的五行论，更指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僻即邪辟之谓，无类即附
会之谓。荀子逻辑学中的类概念甚清楚，但孟子有关人性的辩论，其所类举
之自然物，都是不类的概念。中庸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
必有妖孽”，不但粗似于天人感应的五行说，而且正是所谓“僻违而无类”
的典型例子。此外，我们从孟子“夜气平旦”之说和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
之说便可知其“幽隐”，从孟子以“无父”形容墨子的例证中便可知其“闭
约”。总之，思、孟对于事物都是以心况之，故荀子评之为“无说”、“无
解”。
（4）子思、孟轲的唯心主义对后来学者影响甚大，傲然独居为孔子学派
之权威，在当时也是显赫的，这就是世俗之儒所以“受而传之”的道理。
第二点，应加辩解的是：
（1）“五行”之说，是荀子文中评思、孟思想的五件事之一，明指其为
思、孟所唱和的学说。在中庸、孟子中虽有五行说的迹象，而且也有人（如
章炳麟）加以肯定，但其中并无具体的“金、木、水、火、土”的文句。把
金、木、水、火、土五行傅会成唯心主义学说的，是清儒以来证明为战国作
品的洪范。因此，洪范作者即不能指定必为子思，但也可作后人“受而传之”
者看待。
（2）易传作者，至今尚无定论，其五传必非一人所作。荀子虽引易论易，
而在荀子著作中则没有一丝一毫易传的方法论。因为“显微阐幽”（下传）、
“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上传）的方法与荀子精神不合，反而与其所评的
思、孟的方法相近。下传言伏羲、神农、黄帝，这种“案往旧造说”也与荀
子“法后王”之旨相背，而与其评思、孟者为近。故著者以为，易传之时代
或在秦、汉之交，而其作者的学派则是和荀子所谓俗儒“受而传之”的精神
分不开的。
（3）子思、孟轲的著作，学者间有不少的考辨。孟子一书谓为孟子学派
的凑合物尚可，而谓其所传学说毕在于此，则学者间多不以为然。至于子思
的作品，就更有问题了。就大戴礼辑录的大学、中庸来说，学者间多信中庸
乃是子思之手笔，大学则编简错杂，不易断定；清儒陈乾初、汪中都说大学
非圣人之言，也非曾子所作；郭沫若考定其为孟子弟子乐正克所作。中庸除
了有一少部分为战国末年学者所加入的东西外，大体上近于子思，其中思想
也是和孟子有师承关系的。
（4）研究子思、孟轲的学派性，首先应该确定他们著作，因此，我们的
研究是以洪范以及中庸孟子的范围。至于在五行以外言阴阳的易传，则应归
于秦、汉之间思、孟学派所引申的思想。关于洪范的研究，郭沫若在中国古
代社会研究中的论断，是该书中论古代思想最值得参考的部分，本章从略。
这里且在一个关键处，说明一下思、孟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中国周代
社会走了“维新”的路径，保留了氏族组织；其反映于意识的一个标志，便
是中国古代的先王观。西周言先王见于可靠史料者，仅及文王，已详于本书
第二章。春秋的先王理想，孔、墨所称的尧、舜，已经变革了西周先王观的
内容；尧、舜的出现及其理想，影响了后期学说。老子抹杀先王，托出了先
王以前的圣人；庄子继其绪统，更明显地否定了尧、舜，寻出了神农、黄帝，
甚至“浑沌”，据以批判儒、墨之是非。老、庄思想出现以后，先王观念的
解放，必然在战国历史中有一番更新的翻复。后期儒家逢到了这一问题，自
然在这一概念之下，另行寻求适合于自己的解答。拘谨守成的儒者在服冠仪
节方面讲求“禹行而舜趋”，以所谓“繁文缛礼”相标榜；而“材据志大”
者则以为“禹行舜趋”的仪式不足以服人，于是尧典、舜典、禹贡就成为必
要，把春秋末年理想化的先王，当做真历史，“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
‘此真先君子之言’”。所以，理想的先王在过去是一个假设，而在战国中
叶则非粉饰成为“此真先君子之言”，不足以服反对者，洪范如此产生，尧
典、舜典、大禹谟诸篇更是如此产生。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而不了解它的历
史特性，便把握不到这一关键处。清儒以来的考证知其然，我们更应进一步
研究其所以然。
荀子的时代接近于战国中叶，知道这一思想史的伪制路线，所以他才注
意到先王之“统”，从“礼”的起源讲起。他的先王观念，实在是对于战国
中叶的先王观的洗刷。他所谓的“法后王”，指法文王、周公，对以前的三
个先王观念阶段做了一次清洗运动（三阶段为孔、墨，老、庄，思、孟学派）。
他说：
“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
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
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
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