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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学派。孟子虽极言辟杨、墨，但也袭用了墨子学派所发现的类概念，以
为比附的依据。如像他说：
“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
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
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梁惠王上）
“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
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公孙丑上）
“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
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万章下）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
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
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
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
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
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
无目者也。”（告子上）
凡此，都可以证明孟子蹈袭墨子的“类”概念以从事比附。由于“类”
的概念的误用，孔子的“推己及人”的“推”的方法遂得到了放大。
第二，墨家主张“异类不比”，孟子坦率地像学舌一般运用这一简单的
真理，并且他也常用这一简单的真理为武器来驳击他的论敌。例如：
“孟子谓蚳唬骸又橇榍鸲胧渴Γ埔玻晃淇梢匝砸病＝窦�
数月矣，未可以言与？’蚳捎谕醵挥茫挛级ァＦ肴嗽唬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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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
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馀裕者？’”（公孙丑下）
这就是说，有官守与无官守，有言责与无言责并不同类，因而其进退去
就便也另有其道；而齐人竟一律比论，在孟子看来，即为“不知类”。又例
如：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齐人伐燕。
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
则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
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
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同上）
这就是说，肯定“有道”伐“无道”与肯定“无道”之间自相攻伐，不
为同类。又例如：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
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
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
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
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
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
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同上）
这是指明陈贾以不同类的事物，比附推论，致在现实判断上，陷于“顺
过”与“文过”的谬误。此外，像这样的例证，在孟子书里不胜枚举。在这
里，我们还要剔抉其中最富于哲学意义的，或者说是比较接近于逻辑形态的
事实，以有助于正面的理解。关于这方面的实例，如下列一段，即可用以直
接阐明孟子的“类”概念如何牢固：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
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
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曰：‘夫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
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
治国家！’”（滕文公上）
这是说由各种的“类”所构成的世界，彼此具有着质的差别性；如果抹
煞了“类”的存在，便不能认识具体的世界，而且“类”的存在，不能仅由
“量”的方面来观察，主要的乃在于“质”的契机的把握。由孟子看来，许
行的错误，正在这里。
第三，孟子不但运用了“类”的概念，而且又以“类”的存在为根据，
发挥了“推”的方法＝比附逻辑的德治主义。例如他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
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
已矣。”（梁惠王上）
这显然是“推己及人”的伦理的原理在政治上的延展。这也就是“仁”
与“诚”的观念的更进一步的发挥。但是，孟子却不是按照曾子与子思所本
有的思想发展了“仁”与“诚”，而是依照其自己的方法将“仁”与“诚”
等等伦理观念，解释成了先验的范畴；然后才以此为根据，从事于比附的推
理。所以他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
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
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
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
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公孙丑上）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
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
之，舍则失之。”（告子上）
像这类的话，在孟子书里颇多，为节省篇幅起见，兹不具引。在这里，
我们只须证明在伦理学上及认识论上首先肯定了先验观念的存在、并以之与
比附逻辑的方法相结合的人，就是儒家学派的孟子。
第四，正由于孟子在认识论及伦理学上是先验主义者，所以孔子学派的
比附逻辑，到了孟子的阶段，也就成了反经验的唯理论的方法。例如他说：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
‘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
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
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
这样，孟子排斥了感性而片面地强调了理性，其为唯理论自无疑义。然
而，这种先验的唯理论的见地，恰巧规定了孟子在比附逻辑上的不正确性。
这就是说，孟子虽非常固持着“类”的概念，而先验主义则使他不自觉的陷
于“不知类”，使他在比附推论时将“不伦不类”的事物认为“同类”。在
这里，用下列的实际的例证来说明，或许更简明有力：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
为桮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
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
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告子上）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
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
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
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怪哉？其势则
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同上）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同上）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
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同上）
“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
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
之谓不知类也。”（同上）
这样，孟子把人性之“善”与水之“就下”、“理义”之悦“我心”与
“刍豢”之悦“我口”、“指”不若人与“心”不若人等等“不伦不类”的
事物视为“同类”，这当然是其肯定先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