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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祥鑫现在的样子，就像李向南小时候看到的金祥鑫的父亲。
当他这样高大、这样年轻地站在金祥鑫面前时，面对着与对方身高、相貌和“年龄”上的悬殊差距，他感到胸口发堵，感到一种窘促的难堪。他为自己人生的优越而难堪。他为自己没有经历与对方相等的艰辛劳苦而难堪。
两个人在乱糟糟的屋子里坐下了。房子仅一间，有十六平米。二十多年前，这是金祥鑫父亲的住房，现在儿子继承了。屋里显得很暗，因为窗外有一棵槐树，因为四墙与天花板黑污斑驳，还因为家里的一切物品都是破旧的。桌椅都是破旧的，断裂的桌腿还用铁丝绑扎着。靠墙一台掉漆生锈的缝纫机，一看就是三十年前的老牌货了。一个大铺，一个单人床，床单已辨不出本色，靠里面，隔着一块白布帘，后面似乎还有一个床。门口的走道里放着一只正在装弹簧的单人沙发架。
“你在做沙发？”李向南进屋后笑问道，他竭力在金祥鑫家中寻找着乐观的迹象来做话题。眼前，靠墙放着一个糊着纸的（纸已经破裂翻卷，露出里边的木板条）包装箱，上边摞着三个马粪纸箱，都是商店装百货用的，上面还印有“小心雨淋，轻拿轻放”的字样及图示。这大概就是他们放衣物的地方了。
“嗯……”金祥鑫声音沙哑地答道，他拿着茶杯拉开抽屉翻寻着什么。
“自己做的就比买的好，起码木料实在。做上几件家具，把你家布置布置。”李向南说着，在一张吱嘎嘎发响的椅子上坐下了。现在，他的身高不显了，他被桌子和这摞纸箱夹着，遮挡着，与屋内环境比较融和了，一进门那种强烈的不安和难堪缓解一些了。自己总还算穿戴简朴，要是衣冠楚楚地踏进来更会感到浑身不自在。
“我这沙发不是自己用的，”金祥鑫闷声闷气地答道，“做了卖钱的。”他翻出一个破信封，打开看了看，又摇着头放进了抽屉，“茶叶哪儿去了？”
“我不喝茶，不渴，你甭张罗。”李向南连忙摆手。为了使自己与主人、与这房间尽可能融和，他尽量带上了点他并不习惯的老北京腔。但同时，眼睛却瞥了一下金祥鑫手中那只脏污的玻璃杯。
“那喝杯白水吧。”金祥鑫倒了一杯水放在桌上，又不知在哪儿翻了一会儿，翻寻出几块糖纸脏皱的水果糖，放到李向南面前，“吃糖吧。”他低头不看李向南，动作迟滞地转身往厨房去了。
“好，吃块糖。”李向南显得极为亲热地笑道，剥开糖纸，眼睛看着金祥鑫有些佝偻的背影，心中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郁闷和悲凉。这就是他的小学同学？
厨房一阵水龙头冲洗的声音。金祥鑫回来了，拿着几个水淋淋的西红柿：“吃西红柿吧。”
“好，我吃。”李向南爽快地答应着。
“你怎么知道我调回北京的？”金祥鑫放下西红柿，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把走道里的沙发架搬进门口，一边接着上弹簧，一边和李向南说话。
“我刚听说。”李向南答道。其实两年前他就知道金祥鑫调回来的消息，他没敢这么说，“你现在几个孩子了？”
“三个。老大姑娘，上中学，两个小子，上小学。”
“爱人在哪儿工作？”
“没工作。变着法儿四处干点临时工。”金祥鑫低头干着他的活儿，“你几个小孩？”
“我还没结婚呢。”
金祥鑫抬头看了李向南一眼：“你三十几了？”
“我比你小两岁啊，三十二了。”
“噢……”
“一分手有二十年没见面了。”李向南感叹道，“你还记得四年级暑假，咱俩有一天一块儿步行去香山吗？”
“不记得了。”
“怎么会不记得呢？咱俩也不知道路，以为沿着玉渊潭后面的河一直朝上走就能到。天黑了，咱俩回不来了，叫人给送回来的。”
两个小孩背着水瓶和鼓囊囊的书包，一早晨沿着河流朝西走着。李向南脖子上还神气地挂着个望远镜：“来，咱们看看香山近点没有？”两个孩子站住，像模像样地轮流举起望远镜朝远处天边的西山瞭望着。
“近点了。你饿不饿？咱俩吃个馒头吧。”李向南说。
“现在不能吃，等中午吃，要不该不够了。咱们一人喝一口水吧。”金祥鑫认真地说。
两个人举起水瓶一人喝了一口，抹了抹嘴，又蹦蹦跳跳地拂着柳枝沿河走去……
“不记得了。”金祥鑫仍然低头干着活儿，淡漠地说道。
李向南心中一凉。
“这些年我光顾着挣钱养孩子了。在东北农场是这，回北京还是这。老愁挣不够钱。别的都记不住了。”过了好一会儿，金祥鑫添了一句话。
李向南沉默了半晌，目光随着金祥鑫一下下摸索的手又落到地上一个破旧脏皱的小帆布书包上，那里面装着钉子、螺丝。小书包上绣着三个颜色已模糊不清的红五角星，中间一个大，两边两个小。怎么这样眼熟？童年的记忆又被触动了。他还来不及回想这个书包是怎么回事，就先有一股惆怅悲凉涌上来，随即记忆才闪亮着展露出它清晰的内容：这正是金祥鑫上小学时的书包。
他还带着这份“财产”。
“小时候的事我也记得点，”也许是李向南的沉默使金祥鑫感到了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又声音沙哑地说，“放学了，我老上你们家去看小人书，你家小人书真多。有一回我妈病了，没钱买药，你还帮我从你们家找过药呢。”
这话更增加了李向南的压抑感。自己还在雄心勃勃地想干番事业，而眼前这个同学似乎身心都已衰老了。看着金祥鑫那指头短粗、干裂的手——左手拇指上还缠着块又黑又脏的橡皮膏，他突然涌上来一个思想：自己和金祥鑫属于一个社会层次吗？面对着这样一个在底层辛劳生活的幼时的朋友，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都显得太“奢侈”了。这是一种说不清缘由但却非常强烈的感觉。
不，自己那不叫精神上的奢侈。自己立志改革社会，要使千百万人更快地摆脱贫穷和愚昧。然而，他突然又想到的是：自己那种改革社会的所谓历史使命感有什么了不起？你能扮演一个强者的角色，不就是社会把你放在了那个位置吗？
终究，他是一个现实的人。他此时实实在在地坐在久别重逢的小学同学面前，他来不及进行那么多思悟。他应该说话。他希望自己能给小学同学一些乐观影响。
“你这是做松花蛋呢？”他问。
门后墙角泡着一脸盆鸭蛋，另外一个脸盆盛着拌好的泥糊，地上是稻糠，旁边是一堆已经糊裹好的松花蛋。
“是。”
“自己吃呢，还是卖？”这一次他没敢唐突。
“卖。”
“现在政策慢慢宽了，挣钱的路子能比过去多点。”
“是。”
“你们厂搞改革了吗？”
“闹不清他们。”金祥鑫还在用力上他的弹簧。
“改革搞开了，以后收入高了，生活就能富裕些。”他宽慰着对方。
“我闹不清这些。那是你们这号能人思谋的事。”金祥鑫举起鎯头敲着钉子。
李向南看着他无言以对。他又感到双方存在的巨大的距离：“那你现在还有些啥指望啊？”
“没有。”
“你下班除了做沙发、干活，还干什么？”
“活儿就干不完。”
“干完了呢？”
“睡觉呗。”
李向南胸口又感到那种压抑，但他还是含笑看着对方：“三个小孩都不错吧？”
“啊……”
“你再说没指望，这几个孩子总是你的指望吧？”
“人总有点指望。”
他还说什么呢？听见大门哐当一声开了，一个姑娘高兴地哼着歌。
“这是老大——姑娘回来了。”金祥鑫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
她在门口出现了。很难相信这是金祥鑫的女儿。一个苗苗条条的中学生。白衬衫，粉裙子，扎成一束的乌亮头发，白嫩嫩的鸭蛋脸，照得屋里似乎都亮了。
她瞥了李向南一眼，然后垂下目光看着脚尖：“爸，柱子让你快去呢。他不耐烦了。”她撇了下嘴，没好气地说着，然后绕过父亲走进屋里，拉开那块白布帘，露出一张显然是她睡的比较素洁的小床，背对着李向南，一边哼歌，一边收拾起床上的东西。
“行，我上完这个簧就去。”金祥鑫答应道。
“爸，我想买把折叠伞。”姑娘转过身撅着嘴说，“同学们都有。”
“咱家不是有伞吗？”
“破成啥样了？”
“我这不是给你修补好了？”金祥鑫放下手中的活儿，站起来，从墙上摘下一把老黄油布伞，哗啦啦撑开，缓缓转着，打量着上面几个补丁。
“我不要。难看死了。”
“能遮雨就行嘛。”
“我不要，我下雨就淋着。”
金祥鑫看了看女儿，愣怔了一会儿，慢慢收起伞，又坐下上开他的弹簧了。“好，给你买吧。”过了一会儿他说。
女儿在一个旧式小斗橱里翻寻着，把一个抽屉放到地上，东西倒出来：“爸，这些东西你还留着它占地方干啥，不怕人家说你？”
李向南扭头一看，是两个“文化大革命”中的红袖章，印着“东方红兵团”的黄字，还有农场编号，上面别着许多毛主席像纪念章。
金祥鑫似乎没听见，过了一会儿抬眼瞅了一下，“放在那儿留着吧。”他毫无表情地说道。
“爸，你再不去，柱子就不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