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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实按照旧格律比较好。因为旧格律毕 竟有了长期的历史，经过了许多发展变化，成了定型。这在一方面固然说明它已经凝固 起来了，变成了死框框，终究要否定它自己。而在另一方面，它又证明作为一种格律本 身，在一定的程度上的确反映了人在咏叹抒情的时候声调变化的自然规律。你不按照这 种规律，写的诗词就读不顺口。这总是事实吧！
当然，我这样说，并非企图充当旧格律的保护者；更不打算说服别人勉强都来接受 旧格律。不是这样。我认为谁都可以自由地创造新的格律，但是，你最好不要采用旧的 律诗、绝句和各种词牌。例如，你用了《满江红》的词牌，而又不是按照它的格律，那 末，最好就另外起一个词牌的名字，如《满江黑》或其他，以便与《满江红》相区别。
燕山夜话（一集） 杨大眼的耳读法
读书能用耳朵来代替眼睛吗？一般说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 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谁发明用耳朵读书的方法呢？要详细做考证就很麻烦。在这里，我想举出杨大眼， 把他作为用耳朵读书的人们的代表。
杨大眼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将军，生当公元五世纪末和六世纪初。那时候正是南北朝 时期，这个北魏的骁将屡战屡捷，威名大震。《魏书》卷七十三及《北史》卷三十七都 为他立传。据《北史》载称：“大眼虽不学，恒遗人读书而坐听之、悉皆记识。今作露 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看来这个人的本领真不小。自己认不得多少字，论 文化程度还不曾脱离文盲状态，却能听懂别人读的书，又能口授一通布告的文字，这不 是很奇怪吗？
其实这并不太困难。如果所读的书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内容，例如在军队中常见的兵 书、战报、命令、文告等等，念起来大概一般军人都容易听得懂。假若读的是自己平素 完全生疏的内容，那大概就很难听懂。
但是，杨大眼的这种读书方法，对于一个识字不多而工作上又迫切需要阅读很多文 件的人，我想是有实际效果的。这种读书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用耳朵听别人读书，所以 这种读书方法可以叫做“耳读”法。它是很有用的一种读书方法。
把这种读书方法叫做耳读法，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要区别于所谓“听读”。晋代王 嘉的《拾遗记》中也有一个故事说：“贾逵年六岁，其姊闻邻家读书，日抱逵就篱听之。 逵年十岁，乃诵读六经。父曰：我未尝教汝，安得三坟五典诵之乎？曰：姊尝抱予就篱 听读，因记得而诵之。”这种听读和前面说的耳读不同。因为听读只是随声诵读，并不 一定懂得；而耳读是真正懂得所读的内容。所以说值得重视的是耳读而不是听读。
耳读的方法对于老年不能看书的人，同样也很适用。宋代楼璹的《醉翁窈事》一书 记载了另一个故事：“孙莘老喜读书，晚年病目，乃择卒伍中识字稍解事者二人，授以 句读，每暝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读于旁。”虽然这是因为眼睛有病不能看书才用耳读 的方法，但是，我们无妨以此类推，设想到其他的人也许由于种种原因，以致自己不能 看书，就都可以采用这种耳读的方法。
事实上，我们知道现代的许多大政治家，往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阅读和处理一大 批书报和文件等等。他们既没有三头六臂，于是对一般的资料和文件，就只好由若干秘 书人员分别帮助阅读和处理，而把最重要的字句念一两遍，如此看来，杨大眼的耳读法 倒并不是落后的方法啊！
燕山夜话（一集） 不要秘诀的秘诀
以前在书店里常常可以看见有所谓《读书秘诀》、《作文秘诀》之类的小册子，内 容毫无价值，目的只是骗人。但是，有些读者贪图省力，不肯下苦工夫，一见有这些秘 诀，满心欢喜，结果就不免上当。现在这类秘诀大概已经无人问津了吧！然而，我觉得 还有人仍然抱着找秘诀的心情，而不肯立志用功。因此，向他们敲一下警钟还是必要的。
历来真正做学问有成就的学者，都不懂得什么秘诀，你即便问他，他实在也说不出。 明代的学者吴梦祥自己定了一份学规，上面写道：“古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如此痛下工夫，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 或作或辍，一暴十寒，则虽读书百年，吾未见其可也。”
看来这个学规中，除了“不出门户”的关门读书的态度不值得提倡以外，一般都是 很好的见解。事实的确是这样。不管你学习和研究什么东西，只要专心致志，痛下工夫， 坚持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最怕的是不能坚持学习和研究，抓一阵子又放松了， 这就是“或作或辍，一暴十寒”的状态，必须注意克服。吴梦祥的这个学规对我们今天 仍然有一些用处。
这种学规早在宋代就十分流行，特别是朱熹等理学家总喜欢搞这一套。但是其中也 有的不是学规，而是一些经验谈。如陈善的《扪虱新话》一书写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新切，此是入书法；用得 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 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用现在的眼光读这一段文字，也许觉得他的见解很平常。然而，我们要知道，陈善 是南宋淳熙年间，即公元十二世纪后半期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提出这样鲜明的主 张，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他主张要读活书而不要读死书，就是说要知入知出；要体会 古人著作的精神和实质而不要死背一些字句，就是说要体会古人用心处而不可死在言下。 不但这样，他还反对为读书而读书的倾向。他主张读书要求实际运用，并且要用得灵活， 即所谓“透脱”。你看他的这些主张，难道不是一种反教条主义的主张吗？他的这个主 张，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因为他的声名远不如朱熹等人，但是他根据自己读书的经验而 提出了这种主张，我想这还是值得推荐的。
宋儒理学的代表人物中，如陆九渊的读书经验也有可取之处。《陆象山语录》有一 则写道：“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接着，他又举出下面的一 首诗：“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
这就是所谓“读书不求甚解”的意思。本来说不求甚解也并非真的不要求把书读懂， 而是主张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放它过去，不要死扣住不放。也许看完上下文之后，对于难 懂的部分也就懂得了；如果仍然不懂，只好等日后再求解释。这个意思对于我们现在的 青年读者似乎特别有用。
至于我们现在提倡读书要用批判的眼光，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主张古代的 读书人却没有胆量提出。古代只有一个没有机会读书的木匠，曾经有过类似这种思想的 萌芽。这个人就是齐国的轮扁。据《庄子》《天道篇》记载：“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 斫轮于堂下，释推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何言耶？公早：圣人之言也。曰： 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接着，轮扁还介 绍了他自己进行生产劳动的经验。他的话虽然不免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不该把一切所谓 “圣人”之言全部否定了；但是，他反对读古人的糟粕，强调要从生产劳动中去体会， 这一点却有独到的见地。
我们现在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从根本上说，也不过如此。而这些又算得是什么秘诀 呢？！如果一定要说秘诀，那末，不要秘诀也就是秘诀了。
燕山夜话（一集） 少少许胜多多许
“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左、史、庄、骚、杜诗、韩文是也。间有一二不尽之言、 言外之意，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者，是他一枝一节好处，非六君子本色。”
这是清代乾隆年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作官的时候，寄给他弟弟信中的一段话。此信 主旨是提倡写文章要痛快，道理要讲透彻，不赞成以不尽之言、言外之意来掩盖文章的 空虚。但是，郑板桥处处表示他最讨厌那些颠倒拖沓的文章，连画画也不愿意浪费一点 笔墨。他常说自己的画也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着墨无多而形神兼备。
就我们现在的情形而论，提倡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似乎更加必要。虽然，郑板桥说 这一点并非左丘明、司马迁、庄周、屈原、杜甫、韩愈等人的本色，而只是他们的一枝 一节好处；但是，这些古代的作家，又有谁见过或做过我们现在看惯了的长文章呢？因 此，对古人说来不过是枝节的小事，对我们说来却变成一宗大事了。
当然，写文章一定要把意思说清楚，不要吞屯吐吐。而要说得清楚，却未必要用很 多文字。宋代的曾南丰，对于苏老泉的策论文字有很好的评价，他说：“老泉之文，侈 能使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小，微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作高祖等论， 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辱而出也。”如此痛快透彻的史论， 内容充实，即便写得再长些，人们也是爱看的。然而，只要读过苏氏父子的《三苏策论》 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史论往往都不长。正如苏东坡偶尔自夺的“吾文如万斛之珠，取之 不竭，惟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耳。”能行能止，而且行止适当，这就要求作者 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们每日都可以看到有不少文字是可以省略而没有省略的，其原因就在于作者缺乏 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是对读者缺乏严肃负责的态度。鲁迅给《北斗》杂志的信，曾 一再坚决主张，作者对自己的文章，必须反复看几遍，删去可有可无的字句。可惜至今 还有许多作者不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