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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把现实状况放到良心的天平上，有良心的人仍然无法心如止水或心如死灰，仍然无法完全平静。就比如“抉择”的主人公李高成市长，当他真正了解了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情况之后，了解了工人的处境及公司官僚阶层的所作所为之后，他吃惊了，他愤怒了，他无法平静了。他犹豫、他徘徊，他思前想后，顾虑重重，但一颗没有泯灭的良心在促使他思考、追问，这一切是“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吗？一边是国有企业的停产与破产，一边是“寄生”在这些国有企业上的私人公司的火热火爆；一边是大批工人的下岗与生活艰窘，一边是那个“阶层”的暴利与暴富，“就仅仅只因为一个姓公，一个姓私？”“既然包袱太沉，何以又会生出这么多的更大更沉的‘寄生物’来？摊子太大，怎么在这摊子之外又能多出这么多新摊子？管得太死，又怎么会乱成这样？权力太小，如何会干出这么多胆大包天的事端来？……为什么却一个要死，一个能活？”“对这一切你又能做何解释？你解释得了吗？为什么？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完全可以把这一切都推委给社会。推委于客观，像郭中姚一样，推得干干净净。但能这样推委吗？这样推委能向眼巴巴望着他的几万工人交代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市之长，因为他心里还想着几万职工的生存问题，想着社会的稳定，想着自己的责任，所以他无法像郭中姚之流一样，无法像省委副书记严阵那样睁只眼、闭只眼，和稀泥、抹光墙，或者干脆包庇这些鼠窃狗盗之徒，赶快让这个国有企业破产而不了了之。他无法做到让国家和工人蒙受巨大损失而问心无愧、无动于衷。因为他还有一颗良心，还有作为一个市长、作为一个人无法“跨越”的是非原则、善恶界限，因此，他不能同污合流。相反，这一切激起了他的爱憎，促使他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工人利益一边，站在了国家利益一边，站在了正义与法律一边。
是的，对现实中发生的种种现象进行一种理性追问，是以良心为动力的。一个人要丧失了良心，也就丧失了是非原则，甚至会同流合污。历史在发展变化，人们除了从历史的角度对历史作出评价之外，也应当从道德良心上对历史作出评判。如果承认我们处在现实之中，承认我们的现实并非通体光明，那么，文学就不能放弃对现实的责任，就不能放弃精神灯火对现实的照耀。光明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人的良知良能，来自于人的良心。把现实存在放在良心的天平上，是美是丑、是善是恶，让它们显示一下自己的重量和价值，让丑恶、邪恶、卑鄙在这个天平上无地自容。一个人，一个作家，敢不敢对现实作出一种理性追问，也是对自己良心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平在《抉择》中塑造了一个市长，通过他对存在着的东西的追问，也是对自己良心的一个慰藉——面对现实，问心无愧，他作出了自己的良心的回答和选择。坚守自己的良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尤其是在一个处处都有着利诱的现实环境中。事实上，《抉择》中的那个阶层，不是一个个都把良心拍卖了吗？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们的现实中，竟存在着一种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的观念。坚守良心的人常常被视做“傻瓜”，相反敢于卖身卖心而不择手段地掘取金钱的人常常趾高气扬，正如郭中姚之流一样寡廉鲜耻反而如鱼得水。这种没有良心的人恰恰是瓦解国家资产的、损人利己的一先锋”，是败坏社会风气的“英雄”，正所谓“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邪气嚣张。作家终于让这伙人落入法网，也正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理不容也。如果把这些贪污腐化分子们放在金钱的天平上，他们一个个脑满肠肥，财大气粗，可谓“大款”、“大腕”，重得不行。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于用金钱的天平来衡量人的价值，但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放在良心的天平上称一称？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还有一点人味吗？难道文学不应当守护人类的良心，不应当揭破这些鼠窃狗盗之徒的罪恶，而应当为这些“蛀虫”脸上贴金么？把他们描写成“谁发财谁英雄”的“时代英雄”么？很显然，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罪人，或者像市长李高成说的那样，他们是人民的“敌人”。而真正的英雄恰恰是与他们进行斗争的人——李高成及围绕在他身边的工人们。
无疑地，如果说近两年文坛出现了一个“现实主义冲击波”，那么，《抉择》的出现，便是这个“冲击波”中的重要之作。其意义在于正面地揭示了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关系；在于把社会现实放在良心的天平上进行价值追问。这两点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性质。虽然这部作品在叙事上、在人物塑造上还嫌不足，在艺术的打磨上还有很多欠缺，但这些遗憾都不足以掩盖作品本身散发出来的直面现实的艺术勇气及理性精神的透视，这一点在当前的文学中恰恰是最难能可贵的，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