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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叶夫列莫夫早已背上了赫鲁晓夫忠实追随者的名声。此前不久赫鲁晓夫曾视察了俄罗斯的好几个州。叶夫列莫夫陪同视察。此次视察已拍成纪录片，赫鲁晓夫的后面老是有叶夫列莫夫的身影晃来晃去。这样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党内仕途的开始（4）
许多人都说，只要到办公室去找叶夫列莫夫讨论工作上的事情，他会立刻拿起整整齐齐地放在桌上、夹满书签、划满着重号的赫鲁晓夫文集，加以引用。他总是这样来结束谈话：
“关于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同志是这样说的。你就照这个去办吧。”
根据叶夫列莫夫自己的说法，他一回到莫斯科，就和大家一起批开了赫鲁晓夫，不过他和米高扬一样，主张让赫鲁晓夫留任原职。
大概中央主席团正是以此为根据，才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将叶夫列莫夫派到我们斯塔夫罗波尔来，并保留了他的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职务。1964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根据波德戈尔内的报告，决定重新合并州及边疆区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于是叶夫列莫夫从12月1日起主持了组织部的工作，负责在斯塔夫罗波尔完成这项任务。
那是紧张而激烈的日子。尽管边疆区党委一分为二只有两年的时间，如上所述，两个党委之间的疏远和“拔河”有时发展到了有失体面的地步。如今要将两者合而为一，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班子，为职务的重新分配，开始了一场地地道道的搏斗。我这个原农业党委的组织部长就成了搏斗的中心。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斗争，不仅事关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工作岗位，而且事关地位和权力。许多人对于事业的利益倒是漠不关心。
叶夫列莫夫让我带上关于合并后的边疆区党委和机关组成人员的建议到他那儿去。他看了看我带去的东西，没有找到我的名字，感到很吃惊：
“您自己打算在哪儿工作啊？”
我回答说，我希望回到区里或者市里去。
“好吧，我们再看看，”叶夫列莫夫说道，他建议我带上全部材料去莫斯科。
我刚到莫斯科，来到中央组织部，就有人对我说：
“叶夫列莫夫让你给他打电话，有事情要交谈讨论。”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您还哪儿都没去吧？”叶夫列莫夫一上来就问。“那太好了。我请您注意：我们商定让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委书记。”
“这完全符合我的意愿，”我答道。
这次谈话后我就着手协商新的任命了。谁知晚上叶夫列莫夫又来电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说，我们刚才谈了谈，我决定我们还是在一起共事。”
“当然了，”我没弄明白，“还在一起共事。〃
“不对，”叶夫列莫夫打断我的话说。“我说的是你当边疆区党委组织部长。”
“那为什么？”
“你明白吗，这里简直乱套了，四面八方都在折腾……”
我可以清楚地想象到边疆区党委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想象到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是如何向叶夫列莫夫施加压力的，他在每次这样的谈话后便开始动摇。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我说，“没必要这么做。我请您别改变立场。”
“别说了，”叶夫列莫夫打断我的话。“问题解决了，我和大家都说好了。”
1964年12月22日举行了边疆区党的代表会议。叶夫列莫夫当选为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原工业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博先科成为第二书记。我当选为党委委员并出任组织部长。
与叶夫列莫夫共事的头两年，是我们相互了解、“磨合”甚至可以说亲近的时期。叶夫列莫夫有别于其前任的是开阔的政治视野、博学多识、颇有文化素养。他当然是个大人物，同时又是十足的体制产物，苏共机关学校的鲜明代表。在这个意义上与他共事的那几年对我颇有教益。
叶夫列莫夫对自己被发落到外省一事耿耿于怀。这也是他相当难以深入边疆区工作的原因之一。看来，他还抱着幻想，以为勃列日涅夫眼看就会让他回莫斯科去，因此起初对他说来首都的事态要比斯塔夫罗波尔的问题有趣得多。
通常我要是有什么想法或者文件去找他时，都要打电话。可有一天我事先没打招呼就进去了。他坐在桌子旁边，用拳头托着下巴，目光直视前方。我走到跟前，坐下，却仍然是难熬的沉默。他完全陷入沉思，竟对我视而不见。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您怎么啦？”我小声说道。
他仿佛清醒过来，却仍然想着自己的事情，开始说道：
“怎么能这样呢？你明白吗，我可是发言支持基里连科的啊，替他辩护，可他没说过一句支持我的话。”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您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他仿佛完全清醒过来了，苦笑一下，把手一挥。
“这是……我这是突然想起了1964年10月的中央主席团会议……米哈伊尔，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
叶夫列莫夫期待着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且心情十分激动。他一直以为他可以保住他的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地位。每当勃列日涅夫去海滨休假，他都一心要跟着去。他们在那里相聚，有时甚至是两家人相聚，叶夫列莫夫内心深处始终存着希望，那就是在代表大会上一次成功的发言可帮助他返回莫斯科。肯定要给他发言的机会，他对此丝毫也不怀疑。
1966年3月底，正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我因事去了莫斯科。叶夫列莫夫让我留下来帮助他弄发言稿。他十分紧张不安，我见他这么难受甚至是在受迫害，也想帮他一把。于是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我每天都得在北京饭店他的客房里准备可能在会上宣读的发言稿，并随着大会讨论的进行加以修改订正。每次大会休息，叶夫列莫夫都要打电话过来，讲他的意见，把我尚未捕捉到的一些意味和重点再弄准确。
但是奇迹并未出现，叶夫列莫夫始终没有机会发言。作为边疆区委书记，他仍然留任中央委员，仅此而已。说句公道话，叶夫列莫夫确确实实专心致力于解决斯塔夫罗波尔的问题。
第一部分：初试锋芒党内仕途的开始（5）
斯塔夫罗波尔市委书记
1966年9月26日，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市委全会一致选举我为第一书记。按照官名录等级表，这个职务比边疆区委组织部长要低（相应地工资也低）。然而吸引我的是工作中有更大的独立性。我在市委里受到欢迎。许多人因为共青团的工作还记得我，况且后来我也没有失去与该市积极分子的联系：大部分领导人、科学文化机构和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我都认识。
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如上所述，斯塔夫罗波尔当年就是一个在整个俄罗斯边远地区都很典型的外省城市。直到60年代中期，整个城市基础设施都极不完善，这包括卫生、教育、文化、日常生活服务、交通、供水供热、尤其是排水系统。污水往往就汇入街道两旁的水沟。城市的工业以木材加工机床厂、服装厂、纺织厂、鞋厂、甜烧酒厂、几个小小的乳制品厂为代表。
关于必须改变整个城市面貌的想法可以说是呼之欲出。该市那得天独厚的景观，它那起伏的山冈和低地中的池塘、绵延到市郊的森林，无不为此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恰好在我成为市委第一书记的1966年9月，市苏维埃批准了斯塔夫罗波尔市25年发展总规划，规定对市中心进行改造，开垦新的空地、尤其是在西部两大片森林之间。
一个老问题：改造和建设所需的经费从哪儿来？除了极其有限的全国性集中拨款这个来源而外，只有靠城市企业来资助了，而城市企业又屈指可数。国家计委多年推行的生产力部署的片面政策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直到城市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后，才有可能建起现代化的工厂——生产电气设备、汽车拖车、化学试剂和发光体等的工厂。
我们将城市发展计划与实行“柯西金改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包括企业有权支配相当大一部分收入等联系起来。改革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对改革的接受程度。市委首先就做他们的工作。在市委和企业里安排会见，依靠党的机关和科技人员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材料证明，工程技术人员在生产中的地位相当不明确，被降低了。对他们的惟一要求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完成计划。
我们在1967年4月举行的市委全会上讨论了与进行改革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尽量寻找自己的角色，往推进改革的方面努力，却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改革的钥匙不在斯塔夫罗波尔市。给人的印象是，全联盟的部委抽出个别的问题，回避做综合的决定，对于实际过渡到新的计划和劳动激励体制最不关心。况且边疆区党委同苏共中央一样，最关心的仍然是完成计划的指标。
尽管如此，斯塔夫罗波尔市发展总规划依然在逐步得到实施。全城布满了脚手架，这倒成了城市别具一格的名片。我们这些市委工作人员则几乎人人都成了工地主任。新的工业企业一个又一个拔地而起，对熟练工作人员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如果说我任团市委书记那段时间青年人就业机会少、纷纷到外地去的话，那么如今得到外面去请专家了。提出了工业院校的问题。最初开设了克拉斯诺达尔工业学院分院。扩大了现有的学院和中等技术学校。
住宅建设的规模猛增：一个又一个街区拔地而起，出现了新的小区。新的住宅建设联合企业在正常运转。市内的街道铺上了沥青，通了无轨电车，修起了马戏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