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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是无法组成好班子的。而且全国各地都是如此，莫斯科给所有的人规定了死框框。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管理机关愈来愈不懂行，”有一次我感情相当激动地这样说道。
柯西金默默地倾听着，有时对我的激昂慷慨微微一笑，却并未表现出解决这个问题的特别愿望。他总是善于以特殊的方式保持沉默。我发现他是同意我的意见，却听不到他的片言只语，我感谢他的理解。
我们开始搞水浇地时，朝鲜人光临我区，提出按承包的条件种洋葱。根据合同每公顷土地向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交45吨洋葱，其余的收成归生产队。这些生产队是朝鲜人自己招外来人组成的。整个种植季节他们都住在地里搭起的帐篷，干活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管刮风下雨。他们的工资很高。我们边疆区有些人看着眼热，也想加入这些生产队，可他们连一个星期也坚持不下来就走了。然而苏联检察院和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不久即干预此事，说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损公肥私的行为。我们的某些负责人挨了一顿狠批，受了处分，总之把朝鲜人赶走了，中断了一切关系，我们开始自己种洋葱。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12）
正好在这一切都发生之后，柯西金来休假了。他是上午到的，12点左右抵达基斯洛沃茨克。我提出进早餐。我们入坐后，上了蔬菜，其中包括新切好的洋葱。
“你们的‘洋葱案件'结束了吗？”柯西金突然问道。
“顺利结束，”我故意精神振作地答道。“现在我们这里一切正常。”
“正常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朝鲜人在的时候，斯塔夫罗波尔不但保证满足自己对洋葱的需求，而且把15～20吨洋葱运到别的州去。如今摆脱了朝鲜人，整顿了秩序。不错，如今洋葱都是乌兹别克运来的。”
柯西金久久地吃着洋葱，吃得津津有味，再不提问题了。也无须提问题。他知道，靠禁止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他明白，我并不是对未经认可的“朝鲜生产方式”感到惋惜，而是在考虑如何找到同样富有成效、却较为文明的劳动刺激因素。
有时我们的谈话也会产生实际的后果。他想了解涅温诺梅斯克化学联合企业，我们一起到了厂里，四处走走看看，然后与一小部分专家进行座谈。会上，涅温诺梅斯克人向全苏政府总理猛提意见，他们尤其感到不满的是化工部长对推广“晓基诺经验”持消极态度。归途中我又就国民经济其他领域继续刚才的话题。
“您看看卫生部门吧。上面规定的工资这么低，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卫生员都很缺。病人无人照顾。把权力下放给医院院长，让他在工资总额的范围内自己决定医务人员的工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几个月后，我去莫斯科期间，我有事情去找柯西金。
“您知道吗，”他微笑着说，“不久前我的办公室来了两位莫斯科的医生，一男一女，都是大医院的院长。我问他们，你们的部长提出了将中级医务人员的工资提高10～20卢布的问题，不过也有另外一种意见：让负责的医生在工资总额的范围内自己决定定员编制和工资。你们愿意采用哪种方案？女医生马上表示同意第二个方案，男医生考虑一会儿之后，也赞成女医生的意见。原来他们的人员缺编25％，工资总额从未用完过。我已经同市委书记格里申谈过，我们打算在莫斯科实行这个办法。”
我发现，哪怕是首都的范围内取得小小的胜利，他也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方面的全国适用的决定却始终没有出台。这还是在卫生领域！至于同有无限权力的军工综合体密切相关的化学工业，就更不消说了。那么全苏政府的无能为力，其根子是什么呢？显然是害怕引起连锁反应。这是体制不能容许的。
还记得这么一次谈话。是关于劳动生产率的。我说我在参观法国工厂时观察到：在同样的部门，专家人数只有我国的十分之一。
“我们不是输在机床上，”柯西金说。“我有个材料，在对比企业中我国的机床工并不比外国人差多少。但我们差就差在厂内运输组织得不好，差在仓库管理、总体生产水平。主要是辅助劳动和工程管理劳动的机械化。而这需要大的变动。问题就在这儿。”
这时我冒出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要让步，听任改革被葬送呢？”
柯西金沉默片刻，然后反问我：
“那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在中央全会上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
“？？”
谈话就此结束。此后我不止一次地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它愈来愈吸引我。因此，1977年春天在5个小时的辩论之后库拉科夫建议给政治局写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我就欣然同意，并且选了主要问题——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经济关系。
即使与经济工作一点不沾边的人也看得清楚，如果生产者之间不确立价格平价，受到损害的一方就有破产的危险。农业的情况就是如此。收购价格过低，结果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得愈多愈亏本。
我记得曾经有过两次改变现状的尝试：一次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一次是1965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不久。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刚刚得到较大的独立性，收购价格也接近实际的开销，农产品的生产就扶摇直上。然而这两次的刺激因素时间都不长。过上一两年，顶多三四年，等价交换受到破坏，农民出售粮食时价格十分便宜，工业品价格却贵得惊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济连年下滑，日益衰败。
我在报告中引用了详细的计算数字，从中可以看出，10年（1968～1977年）间燃料价格上升了84％，拖拉机、播种机的价格高出50～100％，甚至高出3倍，农产品收购价格却原封不动。其结果是，尽管产量提高了，以实物支付的劳动费用和燃料消耗减少了，谷物、畜产品的成本却大幅上升，大部分农庄成了赢利低甚至亏损的单位。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并未采取根本性的措施，为了制止农村的人口外流，实行了有保障的货币工资。这彻底摧毁了农村中硕果仅存的经济关系、经济核算关系，破坏了劳动的刺激因素。
报告的基点是必须改变根深蒂固的把农村当“国内殖民地”的观点，否则对国家的灾难性后果就无法避免。柯西金对我的报告的反应是意味深长的，他说：“这是一枚炸弹！”
在起草报告过程中，许多好心人都劝我“别沾上了”、“别自找麻烦”。我不为所动。我认为：全会上的谈话应当是认真的、实质性的。希望落空了，最初的构想阉割殆尽。决议仅仅归结为例行的农用机械生产任务，经济方面无人问津。雷声大，雨点小。
全会于7月4日闭幕，17日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去世。
正好在全会刚刚结束后的7月5日，库拉科夫夫妇在郊外别墅庆祝结婚四十周年。我和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应邀参加庆典。当天晚上一切如常。每个人都严格遵守等级服从制度，举杯为男女主人祝酒，祝酒词的最后照例要求必须“干杯”。库拉科夫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由此带来的负担（1968年他的胃已部分切除）。
他系猝然去世：心脏停止跳动。我听说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家里出了大丑闻。夜间他身边空无一人。早上才发现人已去世。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权力的考验（13）
库拉科夫是在年满60岁时离开人世的，这是个重大损失。因此，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没有中断休假去与自己的同僚告别就很令人吃惊。当时我也许是第一次明白：这些被命运之神带到权力巅峰上来的人，彼此之间竟是如此地遥远。
我认为参加库拉科夫的葬礼并在灵前致告别辞是自己的人道主义责任。我的要求得到批准，但同时中央书记米哈伊尔·齐米亚宁让我事先起草我的讲话稿，“以避免与其他在会上讲话的人在评价上出现重复或者分歧。”意思十分清楚：我便将自己的发言稿通过速记员交给中央。库拉科夫的葬礼于7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下举行。我是第一次登上陵墓主席台，心情激动地向一位我怀有亲切情感的人致告别辞，向他的亲友表示深切的哀悼。
激烈的搏斗
在我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期间，我的结交范围扩大了不少。当时我就为自己的许多构想得以实现并开花结果感到满足。当年的最大收获，是同许多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关系。
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业已建立的联系中断了——伙伴原来是急功近利的人，而在有些情况下，破裂是因原则性的缘由引起的，例如与Н。А。晓洛科夫的关系就是如此。
1973年，斯塔夫罗波尔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犯罪的浪潮席卷了城市和乡村。数起残忍的凶杀和强奸案件使形势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人们惶惶然不可终日，理所当然地提出问题：边疆区还有没有政府？对护法机关领导人的任何申斥和批评均无济于事。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数十个调查组都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我把已退休的老法律顾问召集起来，这些人很可靠，不必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我请他们来弄清此事。顺便说说，边疆区的违法统计数字还不算太出格。我所建立的调查组却揭发出边疆区内务机关内部极其严重的违法现象。一切都暴露无遗：弄虚作假，隐瞒罪行，执法犯法。
这里要估计到以下情况。晓洛科夫在勃列日涅夫的直接支持下，建立了内务机关的庞大组织，干部得到充实，物质状况得到改善。这位虚荣心重的部长急于显示自己的工作成果，然而一个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