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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涅波罗日尼部长曾有过多次会见和谈话。他还是我在建设斯塔夫罗波尔发电站时的老相识。他同意我的论据，但是对国家计委很有意见，让我对计委施加影响。
还有煤炭。在产量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农村获取燃料的途径只有天晓得，因为通过正常途径只能满足三分之一的需要。我面前放着一张地图：煤气管道铺向全国的四面八方。城市至少还有煤气可用，农民却用不上煤气，最近的将来也没有任何让他们用上煤气的计划。
农村在道路、学校、医疗机构、社会服务、报纸杂志、电影和文化设施方面也较落后。这些问题最尖锐的地区是非黑钙土地带，俄罗斯的30个州。由于在生产力配置方面犯下的错误，这些州的工业负荷过重，农村则被遗忘了。结果如何呢？农民开始离开农村，前往灯火通明的诱人的城市，那里工作时间有规定，工资也高，柏油马路，整个生活设施都更加完善。我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农民离开土地，接替他们的是临时工。临时工来播种、照料农作物。临时工来收割和运输庄稼。牧场上是临时工。修理机器设备的也是临时工。有些是以“ 领导帮助”为幌子，有些是附近城市来干包工活的。将人与土地的关系搞到这步田地，真是不可思议。出现了农民的两极分化。
非黑钙土地带的土地荒芜到了许多人认为往里投资已无任何意义的地步。应该承认，当时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坐井观天，也认为应该往可以迅速得到回报的地方投资。直到后来就此问题进行思考时，才深信纯经济的或者眼前的考虑在这里并不适宜。这里事关俄罗斯、国家、俄罗斯民族那深深的根。
顺便说说，在弄清村镇如不建设好就留不住人的道理后，一部分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了合并村子和农庄的想法，这样可以使之在电力、燃料、学校、诊疗所、道路和交通等方面得到保障，因为单个的村庄无法办到。可是当合并开始之后，就明白合并也有另外一个缺陷，就是它使千百年来将农民与土地连在一起的看不见的纽带更加断裂。因为土地不仅是你种植燕麦或者马铃薯的地方。不，这是你的家园，你的独一无二的世界，你的祖国。
首先想弄清我们的潜在能力究竟如何。我对地区研究所的500个实验农场的工作进行分析，它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仿佛微观地反映了全国的地理和自然与气候地带。分析表明，假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能达到这些试验农场的水平，那牛奶和肉类就会多到我们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谷物就会超过26000万吨。
此后我又考虑到这些农场的动力装备率、每公顷耕地所施肥料数量、人均土地面积。同普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作了对比，结果不出所料：土地的产品率与对土地的投资成正比。由此就得出了最老生常谈的结论：现行体制可以很好地运转，只要给我们机器、肥料，把农村建设好，便会有结果的。
另一方面也十分清楚，将试验农场的指标用到全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身上不完全恰当。试验农场是育种，采用新的工艺，有高水平的干部。他们种植和出售良种、种畜，这是两倍、三倍的价格。最后，试验农场在生产和产品销售中享有高度的自主权。这些都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缺少的。这里又提出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以国家补贴来帮助他们，还是给他们提供自己能够干得更好，挣得更多的机会？因为全国的大部分农庄首先缺的是那种可以促使进行更有效的经济活动、使经济活动变得对人们有利的经济环境。
1965年三月全会为解决收购价格问题所作出的一切决定，早已得到充分的利用。此外，“剪刀差”进一步加大，这是由于向农村提供的设备增加，设备的效率虽与原先相差无几，价格却贵了一两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欠的债务不断增加，直逼2000亿大关。然而并未改变农村中的经济关系，却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先是延长归还期限，后来干脆勾销了所有农庄的债务。如果某种农作物情况危急，便提高收购价格。这次提高棉花的价格，下次提葡萄，再下次提烟草。
这样的措施在一段时间内使情况得到缓解，但过不了两三年，一切又都被机械、燃料、肥料、建材成本的进一步提高吃掉了。农业的最终产品中如今有60％左右的费用与工业对农村的供应挂起钩来。
当时，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78年）才过去两年，全会定好了向农村投资的比重。然而，库拉科夫去世后，政府中尤其是财政部中开始出现议论，说这个结论带有“唯意志论”的性质，是强加在政府身上的。
如上所述，砍掉农村所需的费用自有其一套“理论”，就是所谓农村消费掉的国民收入多于它的产出。换言之，这是个彻底亏损的经济部门，一种无底洞，它吞噬掉不可计量的资源，却没有任何回报。
这一观点的真实性无人证明过，却有人坚持，而且是冠冕堂皇地坚持，这里不仅有工业、计划、财政等方面的专家，而且有中央书记。由此就得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国家并不需要大规模的粮食纲要，只需要对农业生产进行最起码的整顿。在发表类似的论断方面数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多尔吉赫最为起劲。在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纲领之前，当时和后来都常常听到“整顿”这样的话语。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在老广场（8）
不管怎么说，制定现实主义的粮食纲要毕竟还得从批驳类似的“理论”偏见入手。我埋头研究起国民收入的计算方法来了，以为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同往常一样，学者们帮了大忙，尤其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我将他们的第一批计算结果拿给中央统计局和国家计委机关的专家们看，专家们火冒三丈，大加否定，事情很清楚：我的路子走对了。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成立了由苏联国家计委主任Н。К。巴伊巴科夫为首的综合小组，其中有科学院、苏联农业科学院、中央统计局和国家计委的代表。经过了怎样的唇枪舌剑，怎样为每一个数字吵得天翻地覆，暂不赘述。我将最后的结果立即发表在苏共中央的正式机关刊物《共产党人》（1980年第11期）上。该文说：“如今农业创造着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收入—— 总值的28％左右（将作为纯收入一部分的工业品价格中体现的流转税也计算在内）。农产品和农业原料制成的产品占到国有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零售商品流转率的三分之二以上。”
所谓农业“不盈利”的论断也是以幻想为基础的，却并非科学的幻想，倒是属于纯政治的范畴。所得出的全部材料表明，农业的产出比投入高得多，更不用说国家过去经济发展的一切成就多半都是靠农村取得的了。
这些材料全部发表之后，我的论敌们再也不把农业比作“无底洞”了。出现了再次提出实行公平的农产品收购价格的问题的可能性。只需解决一个问题：钱从哪里出？
公开提高食品零售价格，这在当时被彻底否定了。这个问题从经济领域完全取消，将它当成纯政治的问题。还有第二条路：增加国家的补贴。然而80年代初，补贴已经达到400亿卢布左右，而且呈稳定增长之势。
因此我们的会就开得很艰苦，与会的有巴伊巴科夫、财政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农业部长В。К。麦夏茨。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让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只分得小小的一杯羹了，弄得他们有时连简单再生产的条件都不具备。与此同时，财政部却断然拒绝增加投资。
“国家没有钱，”加尔布佐夫针对我的论据执拗地反复说道。“预算极度紧张。上哪儿去弄这笔钱，我不知道。您要是知道，请给我提示一下。否则我决不会同意提高收购价格。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亲爱的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我回答说，“我们的任务是提出分析和建议。由政治局和政府去拍板。”
“不行，”加尔布佐夫固执己见，“这是我的工作。政治局和政府让我在这儿站岗……”
“看守什么？”我问道，说来奇怪，这个简单的问题居然使财政部长哑口无言。
“我把话都对你说尽了，”他很恼火。“我不愿再讨论这个问题。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
“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无法接受，”我穷追不舍。“再说，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我们也没法从你的尸体上跨过去，”最后这句话淹没在与会者的哈哈大笑声中了，加尔布佐夫的块头实在太大。
加尔布佐夫不是什么坏人，也不是要同农村作对。但是他了解预算的情况。一切都靠着诸如隐形涨价、增加伏特加酒产量以及石油美元之类的收入来源支撑着。但是他已无法再补窟窿和拆东墙补西墙了。为弥补亏空，财政部向国家银行借贷，动用居民的储蓄。
巴伊巴科夫加入到讨论中来，他说：
“你想达到向每个农村劳动者提供60马力的设施。对于农机制造业说来，这就等于实现至少 120亿的计划，而且最好是180个亿。可是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给你搞到70个亿，多一个卢布都不行。”
“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回答说。“不是谁把谁逼得走投无路，而是探讨解决的办法。粮食问题现在变得十分尖锐。”
“你设想一下吧，如果电力、燃料、钢铁出现断档，包括粮食在内会是什么局面，”巴伊巴科夫反驳道，他介绍了西伯利亚和北方的石油开采情况。新的未开发的地区，条件极其艰苦，耗资甚巨。
我与巴伊巴科夫的关系很不错。尽管按思维方式他属于高级技术官僚，不过他倒能觉察到任何问题的人情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