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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可以说，四月全会上我们提出了一套新的政策，如果使用议会的术语，它“一读”即已定案。
走遍城乡
改革是自上而下开始的。在极权政治的条件下别无他途。但过去数年的经验表明，如果改革者的动机未能获得群众的理解，那就注定会遭到失败。必须尽快促使社会摆脱昏睡和冷漠状态，启动变革进程。我将此视作改革设想取得成功的保证，在四月全会上谈到过这点，我出访全国各地也为的是同样的目标。
5月15日我们前往列宁格勒。按惯例拜谒了各纪念圣地，在皮斯卡列夫公墓献了花圈。还访问了一些大型企业——电力公司、基洛夫工厂、斯韦特兰娜、女布尔什维克，会见了工学院的师生，参观了“集约化—90”展览。此行的最后一站是斯莫尔尼宫：同积极分子见面。
列宁格勒人不单是很有礼貌和热情好客。他们已经知道了四月全会的各项决议，却仍然专心致志地倾听我的说明解释，纷纷提出问题，发表意见，热情鼓励。我最为看重的是那句临别赠言：“就这么干！”
当时国内外报刊上都出现了对新任总书记作风观察结果的首批报道：“戈尔巴乔夫喜欢深入民众”。的确，在这种直接交往中我常常能体察到他们的要求，头脑里绝少有沽名钓誉的打算。对我而言，在工厂车间、集体农庄地头、大学教室、更多的是在街道上所进行的简短交谈、简短访谈，比社会学更为重要。
诚然，起初要让老百姓开口并不容易。人家还有些担心，不肯轻易讲话。绝大多数情况则是（我能感觉到这点，他们的眼睛泄露了真情），人家根本就不大相信我们是真心诚意的。因为响亮的保证和诺言大家听了不知多少次，现实生活中的变化却微乎其微。
我的交谈对象的脸上就明写着他们的心思：“你说得倒不错，可人家未必让你去实行。你坚持那么一两年，随后呢手一甩，就开始给自己胸脯上一个劲儿挂金星奖章了。这种事儿咱们都见过。”
仿佛是在答复他们的疑问、让他们明白这一次我们要做的是前所未有的事，我说：“我们要让全体干部有机会了解当前的要求，开始用新的方法进行工作。不过谁要是阻碍解决当前的问题，就让他靠边站，别碍事儿。人人都应当转变态度，从工人到部长，从普通共产党员到党中央书记。”
6月底我去了一趟乌克兰。我同制造大名鼎鼎的鲁斯兰运输机基辅飞机制造厂的工人们见面，参观了叶·奥·帕通电焊学院。这个学院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卡根尼耶维奇·帕通是我国的学界泰斗，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在整个改革年代我一直都得到他的支持。接着我又从基辅飞抵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心想既然我们已经开始了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批评反思了，也就不妨将有关情况告诉勃列日涅夫故乡的人民。6月26日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厂讲话时，我直接向与会群众发问：“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这弯子我们是不是转得急了点儿？你们怎么看呀？”台下传来一些人的喊声：“做得对，就应该这样！”我又问：“怎么样，这是个别人的呼声还是大家的意见呀？”全场齐声回答：“大家的意见！”
此行的尾声是会见在乌克兰的中央委员、各州的州委第一书记、共和国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这些人实权在握，中央四月全会方针在乌克兰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尽管这些天来我与谢尔比茨基寸步不离，我却发现他一直是那么紧张。其实我的心情也并不平静。必须定准与乌克兰领导层谈话的基调：既要将那些不太愉快的事情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同时又要尽量争取达到相互理解。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4）
乌克兰和乌克兰的公民对全苏联各项事业的贡献值得赞许。然而令参加会见的许多人颇感意外的是，资料表明这个共和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下降，不得不从外边向乌克兰调运粮食。须知当时大厅里在座的都是些当权派，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成果：一个最适合农业生产的共和国却粮食无法自给。接着我用数据说明了主要工业部门的状况也不太妙，其中包括采煤、冶金、机械制造，它们向来都是这个共和国的骄傲。总之，这次会晤的情况对乌克兰领导人而言很不习惯。迄今为止还没有谁同他们这样交谈过。乌克兰事务及其种种重大问题的处理一直是勃列日涅夫的特权，而他却出于偏爱故乡的感情对这里所发生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这种非同寻常的“客气”在更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他不希望在中央和地方给自己树立潜在怨敌，不希望打破领导干部之间一片祥和的团结气氛。因为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不知道乌兹别克斯坦发生的种种丑行和其他各共和国、俄罗斯各州滥用职权的情况，但他宁可不加声张，不让家丑外扬。顶多是当面对犯错误的领导人数落几句，万不得已时才将其派到国外去当大使。
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初次见面就能够同乌克兰同志直言不讳地进行交谈呢？我的话丝毫也没有对他们妄加指责。我毫无偏私地提醒这些干部，以往在他们亲自参与下曾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并且最终让他们明白，要是他们认认真真去干的话，将会得到大规模的支援。
走笔至此，我不禁想到：当时依然未摆脱幻想，似乎同原封不动的领导阶层一起还可以顺利解决新问题，推行激进的改革。这个阶层中也有许多才华横溢、禀赋甚高的人物，出类拔萃的组织者和专门家。并不都是腐朽的官僚和见风使舵的滑头。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履行自身使命时运用的是命令体制的一套手段，结果使自己同这个体制一起使尽了浑身解数，已开始安享种种荣誉。而荣誉的桂冠有如片片枯叶，在人们眼中逐渐失去了分量。后来我才明白了这一切，其实也并不费解，因为我也来自这个阶层，与他们同病相怜。不过我对那次乌克兰之行的结果还是满意的。我们双方互相尊重，基辅人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人声称准备全力支持新总书记的方针，而我也并不隐讳自己对他们的同情。6月25日晚在乌克兰宫，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应邀观看了格·韦廖夫卡民间合唱团的演出。我自幼喜爱乌克兰歌舞，那天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四月全会的决议是我明斯克之行的中心议题。记得在那里发表了两次讲话：7月10日在军队领导干部集会上，第二天则是在白俄罗斯党中央。根据两次讲话的反应和明斯克同志所提问题和插话的性质，我得到的印象是：党的新方针在这里同样受到赞许。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起参观了哈滕村，那里的居民在沦陷年代被法西斯分子悉数杀害。当年曾经坐落过一间间农舍的地方，如今耸立着一座纪念碑——一位老人双手捧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婴儿。而在房屋废墟的瓦砾之中兀立着挂有铜钟的一根根石柱，宛如被焚毁的炉灶的烟囱。悠长而哀伤的阵阵钟声，使人们回忆起那场可怕的战争和无计其数的牺牲者。
最初的这几次出行表明，指靠宣传鼓动部甚或我的战友们去解释改革政策是不行的。无论时间多么难于安排，也应当继续直接同人民群众交往，亲眼去看看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大小官员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我并未浪费时间，立即着手准备前往东西伯利亚。我想实地考察一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状况很不理想的原因，看看那里的群众的日子过得如何：他们在写给苏共中央的来信中表示强烈不满。9月4日，我和多尔吉赫、叶利钦、巴伊巴科夫、天然气工业部长切尔诺梅尔金抵达秋明州。考察从石油首府下瓦尔托夫斯克开始。随后直达位于北极圈附近的乌连戈伊，那里正在开展天然气开采和输送的大规模工作。在苏尔古特，还去了电站和小区的建筑工地。
同石油和天然气职工的对话是异常尖锐的。他们每天都会碰到的那些问题已经超越了地方利益的范围。国家实力的增长要靠开发这个气候严酷、交通不便、荒无人烟的地区。从一开始便连连造成重大的失误，其消极后果已经在各方面开始显露出来。说来已近乎老生常谈了：要想在荒无人烟或人烟稀少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就必须注意提前建成各种基础设施——道路、住房、照明、取暖。还有学校、医院、图书馆、运动场，总而言之，人类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一切。
至今乌连戈伊集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全城居民都涌到了街道上。人们感到满意的是，终于“总头儿”来看望他们了，所以谈话也就直截了当，不讲情面。“怎么能这样呢，我们至今还住在‘木棚子’和铁路车厢里！什么都缺。这儿都快到北极圈了，可我们却坐不上定期航班飞机，没法同首都和其他城市来往！天然气全苏联全欧洲都需要，可结果我们自己谁也不需要了？”
他们告诉我，商业部门给西伯利亚征服者们供应的全是些在其他城市销不掉的压库陈货。整个地区的电力都不够用，尽管建设设备完全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有人下令在苏尔古特国营地方发电厂扩充建设新的发电能力。可发电厂算什么！当地乳制品厂电力不足，其实不用一个月就可以建成这样的装机产量。然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