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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造与实现四月全会所采取的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密不可分。并不是说要来一次革命，而是说要改善这个制度。当时我们相信有这种可能。人们是如此思念自由，所以就想：只要给社会输输氧，它就会振作起来的。对自由本身的阐释较为宽泛，其中包括名副其实而不是装模作样地将土地交还农民、将工厂交还工人，给企业经营以活动余地，改变投资和结构政策，优先发展社会领域各部门。人们逐渐认清了（尽管这种思想的表述还不太具体）社会和国家民主化即发展人民自治制度的必要性。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8）
经历四月转折将近一年之后，我们发现改革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因而许多人仍将这一政策视作昙花一现的例行运动。极需排除诸如此类的怀疑，使人们坚信已经采取的方针的必要性。这样报告中就出现了公开性这一话题。“没有公开性就不会有民主。”“必须使公开性成为不停顿地发挥效力的一种制度。公开性中央需要它，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地同样需要，甚至可能还更加需要。”如今这类“赌咒发誓”的说法已被视作近乎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是崭新的政治观点，在激发社会舆论和人们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实，公开性即便在目前也仍然有着不小的现实意义。
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对党在社会改革环境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提出了一些论点，它们后来在1987年一月全会、特别是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党实行政治领导，决定总的发展前景……至于解决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文化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就应当赋予每个主管机关、劳动集体和管理干部广泛选择的自由。”“党要坚决反对将党委的功能与国家、社会机构的功能混淆起来。”当然，当时谁也不认为这些论断是对政治改革的召唤，但它们客观上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将近元月中旬时我将报告初稿提交政治局，在讨论过程中第一次体会到意识形态陈规老套的威力是多么强大。就连我所提拔的一些领导成员，就许多品质而言似乎都应当属于改革派，但在提到某些意识形态公式的时候，不消说修改了，仅仅是表达得明确一些而已，这时就连他们也都表现得极其胆怯，争先恐后地急于显示自己的正统。
千万别堕入异端邪说，“千万别惹出乱子”，这就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人所持的念头。他们声称支持新事物，但许多人的意识形态“制动器”却经常开着。
报告初稿讨论完毕之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扎维多沃。一天之后梅德维杰夫、雅科夫列夫、博尔金也来到那里，开始了报告的收尾阶段的工作。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全都保留了下来，而结构、材料说明等则作了重大的变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实际上一直和我们呆在一起，倾听并参与了我们的辩论。这时候才发现，她的社会学研究经验、同高等学校青年打的交道、以至普通的生活常识、女性的直觉，全都很有用处。可以说她使我们感到惭愧，因为报告中有关家庭和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显得敷衍应付，是她提示我们怎样处理这个话题更适合些、更放得开些。的确，我们国家一直高喊口号，说妇女已经取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能够参加国家的管理，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情况不仅不如西方国家，连东方国家也赶不上。很抱歉，我当政时领导层中也没有妇女。叶利钦掌权时也不见她们的踪影。
报告快写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它与新稿苏共纲领（苏共纲领各方面都平淡无奇）之间在主导思想、分析的深度、论证新的政策方针的准确性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只好匆匆进行修改，哪怕仅仅消除两个文件之间最为明显的分歧也好。这些修改意见已在1986年2月17日的党纲起草小组会议上建议予以采纳。次日，中央全会即批准了政治报告、新稿苏共纲领和章程的草案以及关于未来数年间苏联经济与社会发展基本方向的报告。
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2月25日）是不经意地选定的，但是（别具象征意味！）它正好与二十大30周年纪念日相吻合。我觉得代表们都很赞成这个报告，可是讨论中历史的惯性占了优势。地方上来的代表，包括一开始就发过言的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又离开正题作起了琐碎的自我总结，自然也少不了对总书记颂扬一番，尽管歌功颂德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列夫·库利贾诺夫和爱华德·谢瓦尔德纳泽的发言中又响起这种调子时，我便插话请求他们“降低热度”，“不要老提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①了”。大会的反应出人意料。看似一件十足的小事，却正好反映了民心：当即响起了代表们友好的笑声和雷鸣般的掌声。讨论开始有了更多的实质性内容，大体上具有开始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的特征。
部分代表尖锐地批评了国内状况，提出党的前任领导人的责任问题。带有这种倾向的发言者中数叶利钦最为突出。其他人则以肯定的态度强调前几代人的所作所为，要求保持政策上的连续性。葛罗米柯大概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表达了这一心情。但这些不同的立场在大会上并未发生公开的冲突。
我认为当时代表中大多是我去全国各地与人们接触中所体验到的那种心态。他们大致都是这样考虑的：“看看结果如何再说吧。”有人告诉我，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让·卡尔洛·帕叶塔，一个目光敏锐、说话尖刻的人，曾不无幽默地指出：
“我有个印象，贵党似乎有三位总书记。一位呢，是那个称赞新稿苏共纲领的人。这是一份完全充斥着以往观点的文献。另一个呢，就是那个做报告的人；这个报告里已经有了一些针对改革的新颖的思想。最后呢，第三位总书记审查校订关于那份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里有着相当多的新东西，尽管其中有些地方也会碰到伊索寓言式的话语，有的地方则对深入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这番议论显示了批评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从习惯的概念出发的，似乎总书记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到底有没有这种时候呢？因为社会意识惯性任何时候都存在，总书记不得不考虑“因循规律”，否则任何革新都不可能进行。可见，问题不在于“三位总书记”，而在于已产生的“新思维”必须冲破僵化的观念和教条的水底暗礁。
有些人认为群众就像粘土，可以根据随心所欲的主观幻想捏成任何形状；我要提醒这种人注意陈规痼习的力量。1993年我应主管土地和政治与科学中心的邀请访问德国期间，又一次遇到了这种情况。一天晚上，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会见了科尔总理及其夫人，讨论了许多问题。总理在介绍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时，讲了下面一段话：“至于东部地区与西部的经济一体化，虽然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简单，但在这方面终究发生意外的情形较少。而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有关的各种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在东部地区，我们遇到的实质上是另一国人民，这是绝不可以忽视的。他们至少整整一代人还得过另一种生活，才能与新的政治社会和心理环境协调起来。”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9）
我们称之为苏维埃生活方式的东西，对于几代人而言曾经是一种现实，不可能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消失的倒是3亿人民，至少是全体已到懂事年龄的人。除掉某些不应忘记的公认的正面因素而外，这种生活方式最大的特征就是将个人贬低为程序化了的巨流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个体。基本群众实际上根本没有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的选择余地，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子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都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这种情况到头来就转化为社会性的依赖心理和社会性的冷漠态度。
不错，许多人已经看出了危机日益临近的征兆，对现行社会制度的批判日益强烈，尽管在搞迫害，却出现了谴责整个体制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也不应当夸大在斯大林死后曾对改革我国社会采取过一些步骤的那些人“洞察力”的程度。他们始终是自己所处时代的产儿，不敢越意识形态的雷池一步。
二十七大所达成的“一致”对新任领导构成了某种陷阱。改革进程应当迅速超越大会所通过决议的范围。这就给利用随后的“组织结论”指责改革者为修正主义制造了借口。要避免这类威胁，只有一条出路：利用中央委员会的威信。按照党内一贯存在的传统，中央委员会事实上是一个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中心，可以采取任何决定，仅仅在形式上引用一下上届代表大会的各种方针而已。
大会于3月6日结束。事不宜迟，我立即召集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政府成员商讨当前的工作。当务之急是实行经济分权，这项任务与官僚机关的冲突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困惑和不满我在党政领导的“决策层”中也有所发现。当时许多人将未来的改革与切身利益相权衡，琢磨精减多余的机关部门以及与管理机构工作中的人浮于事、环节重复做斗争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经济机构和企业领导人的立场使我受到鼓舞。
代表大会之后我还会见了报社主编、电视和创作团体领导人——这类接触已经成了常规。但我最感兴趣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