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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位时，世所公认的领袖人物中谁也不曾被撤销领导职务，这个事实难道不值得注意吗？相反，当时倒遵守一条独特的原则：领导成员中必须有各种不同立场的活动家。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针对布哈林不时产生的“头脑发热”，列宁曾写信给他说：认为中央委员会里所有的人都应当想法一致，这就意味着将党引向分裂和灭亡。再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务必吸收进政治局”；而工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则务必吸收进中央委员会”。
这种气氛一直保持到20年代中期。正进行着激烈的大辩论，但刚刚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流放外地，就结束了！由于惯性的作用，党内的“审查”一直持续至1929年，随着布哈林反对派的被粉碎，极权主义的铁罩便彻底地扣到了党的头上。
如此看来，一方面，列宁曾经是党内自由辩论的拥护者；而另一方面——正是他在十一大的讲话中宣布了关于禁止派别的决议，这事实上意味着对异己思想进行无情的斗争。一方面，他反对党的工作官僚化和用官僚集权制偷换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却又在清查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关系时，采取了直至将他们驱逐出党甚而分裂党的作法。这种矛盾可不可以用条件变化了来加以解释呢？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可以。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决定自身的战略，这是一回事；一个已经掌握政权并为了保有政权而迫切需要团结一致，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我认为，性格特点，对自己正确性的绝对相信，在这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喜欢争论，不到以自己的论据和颠扑不破的逻辑将对方击败决不甘休。但遇到“镰刀碰石头”硬对硬的场合，对手不肯认输的时候，他便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了。
这就是我意在弄清列宁对待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态度的尝试。这种尝试促进了我自己对待这些重大问题的立场的形成。
事有凑巧，有一次在魏玛参观歌德故居，我方才得知“多一点光亮”一语出自弥留时刻的这位伟大思想家和作家之口。
最初的步骤
公开性的第一个行动，我认为应是我1985年5月的列宁格勒之行。领导人和人们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接触。我的讲话既无任何底稿，又未在事前与同事们磋商，这给政治局出了个很大的难题。3月和4月中央全会未经公布的材料中本来是在高层按“内部方式”传达的许多东西，第一次“扩散”到了全体百姓。
接下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
在飞机旁与扎伊科夫道别时，我从他那里得到一盒录像带，里面有我在斯莫尔尼宫与该市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见时的讲话。回家后的一个星期日，我决定在别墅里让全家人看看这盘带子。大家都很激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
“我觉得，这应该让人人都听到，让人人都明白。”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不，把录像分发给各州委？让大家完整地听听那次讲话，因为作为新闻报道，电视和广播只播报了一些片断。当时我很难下决心，不愿意突出自己，那样做颇有自我宣扬之嫌。我给利加乔夫打电话并让人将盒带送过去，我在电话里对他说：
“叶戈尔·库兹米奇，你看一看，然后说说自己的意见。要不要分发给各州党委？”
他看过录像后给我回电话说：
“我认为，除了几句话以外，也许应该在电视上全文播发。济米亚宁也是这个意见。”
既然利加乔夫（当时是我的“左膀右臂”）和济米亚宁（首席思想家）这样讲，我也就同意了。当时关心时事的人都应当还记得，这次转播在全国引起了何等热烈的反响。人们产生了真正要开始有所变化的希望。
公开性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但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刻板陈旧的宣传毫无变化。1985年夏天便撤换了宣传部长。但是党整个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机关工作人员、报刊、党校、社会科学学院等等）仍然在按照自己习以为常的制度运转。要想改变局面，除非在事事秘而不宣的体系上一个接着一个打通“窗口”，这个只有总书记能够做到。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多一点光亮 公开性（2）
我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的讲话（9月初）和与法国三个电视记者的交谈（10月），便成了通向公开性的这种突破口之一。《时代》负责人提出访谈要求，建议将问题寄来，亦即“按老规矩”进行采访。书面回答已经写好，但在约好的那天美国人到来之后，却展开了现场交谈。《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次谈话，在国内和世界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与法国记者会晤的情形可说是一模一样，时间正值我出访巴黎前夕。我在完全公开的自由环境中与这些人接触，他们谈起话来咄咄逼人，有时甚至出言不逊，总是“单刀直入”地提出各种问题。不过，看来我并没有输掉这场舌战。
对我而言，这两次访谈无异于一次崭新的经验，一种特殊的收获。留下的感觉仿佛是跨越了某种障碍。在台上讲话，并且还是面对怀着友善心情、“遵守纪律”的听众，这是一回事；而和人面对面地讲话，人家随时都可能打断你、反驳你，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也并非一下子就觉得无拘无束，刚开始还是小心翼翼的，但逐渐便兴奋起来，“放开了手脚”，不再去考虑人家正在给我录音或者正在进行直播了。
总书记同大众传播媒介打交道的新风格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树立了榜样。现在这样做已经司空见惯，显得十分正常和平淡，可一开始还被当作新鲜事儿，使得一些人满心喜欢，也遭到另一些人的指责。
鼓励在报刊、电视和广播上对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表批评意见，便成了扩大公开性顺理成章的下一个阶段，而以上种种事情以往是不允许公开讲出来接受社会舆论评判的。社会已经被无所不至的压制和禁锢折磨得奄奄一息，只消给记者们稍稍输点儿“氧气”，他们便立即充满了批判哲学的激情。但他们随即遭到了靠委任得到职务的那些官员们的抵制甚至迫害，地方上尤其如此。
我本人也注意到了某些偏差：批评逐渐带有侮辱、谩骂的性质，往往发表一些公然诽谤的材料，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另一方面，报纸版面和荧屏上充斥着专职的写作者：专家、教授、作家，首屈一指的则是记者们自己。而“来自生活”的普通群众又一次成了聆听教导和训诫的角色。并且每家传媒机构准许“公开露面”的只是些“自己人”，根本容不下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对于公开性的这一类“下脚料”，开始时我们还试图用往日惯用的方法加以屏除：总书记提醒“首席思想家”注意，那人则向宣传部长作出指示，部里再召集编辑记者开会，指示他们应当怎么做才对。
但是这些久经考验的方法渐渐不起作用了。编辑们开始“顶牛”，有些人干脆就不听话，用自行其是的作法考验党的领导的耐心。几乎每星期都要出现一批“大胆”文章，它们对当时公开性所允许的限度心中有数。最早扮演“领头羊”角色的是《星火》、《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等报刊。因此如前所述，在几次中央全会上、在机关和领导人中，一时对新闻界的为所欲为议论纷纷。我却愈来愈趋向于得出结论：必须保障公开性免受侵犯，但大众传媒也应当承担明确的责任。要办到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以采取“喝令”编辑的办法，而只能诉诸有关新闻出版的法律。我的这种想法最早考虑成熟大约是在1986年，但待到其得以付诸实施，已经耗去了不少时间。
由于有了公开性，改革开始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而只有真正“富有参与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开性，他们在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的编辑部里日复一日地传播和阐释着新思想。没有公开性，便很难指望相应的实践活动能沿着改革政策的轨道进行。
当我感到出自上层的意图被日益“架空”，在党政机关垂直领导部门卡壳的时候，便更加对公开性的意义做出了高度评价。言论自由能让你越过机关工作人员直接与群众打交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获得他们的支持。“反馈”形成之后，同样会对改革的发动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禁区
“批评禁区”很快就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认为还是给自己在“高层”的战友们留点情面为好，因为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们。什么时候容许过对库纳耶夫、谢尔比茨基、拉希多夫、阿利耶夫或者莫斯科“格里申帮”提出批评意见？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在区里可以批评所有的人，甚至区执委会主席。但是第一书记嘛，只要上面还没有撤掉他，你可千万别碰。这曾是一条铁定的规矩。因此，当级别越来越高的一个个党员领导如今相继脱出了“批评禁区”的时候，反应就近似病态了。有多少电话打到了编辑部、党中央，指控电视和报纸竟然“胆敢”将久居高位的土皇帝们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