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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经验的编辑）完全合适，而且也足可信赖。
社会舆论的两极分化
报刊逐步从宣传部的专制之下解放出来，显示了人们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件的看法和立场日益分化。形成了两极：一极是改革派，当时主张横扫一切的激进派也附属于此派；另一极是顽固守旧派，当时公开复仇帮尚未从中再次分化出来。
这是概略的说法。意见和立场的歧异十分巨大，在上述两大阵营的内部还有许多“骑墙分子”和持中间派观点的小派别。报纸、杂志好似散兵各自据守“掩体”，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趋向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一场怒气冲冲的斗争业已展开：粗暴的指责、攻讦、辱骂和诽谤盛行，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抖露阴私。相互对立的看法和观点往往发展成为无原则的勾心斗角，背后则隐藏着某些集团或大众传媒新主人的私利。每当这样的时刻，我便去参加新闻界的会晤，目的在于使火气冷却下来，提醒他们别忘了在人民面前的责任。这能让对立各方停止争吵一段时间，但随后论战又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完全符合升级的逻辑。实际上人人都参与了这场混战，做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多一点光亮 公开性（6）
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力图限制它的框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质。从社会民主化的观点来看，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出现了许多缺点。大众传媒上无原则的相互争吵向社会散播着仇恨、敌对和刻毒的情绪。
例如在对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国所走过道路的评价问题上就是如此。或许，公开性的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曾引起过如此强烈的反响和造成如此巨大的心理震动，这里说的是，恢复苏联时期真实可信的而非神话般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历史，这段历史中除去众多的人民英雄主义典范和社会设施方面无可争辩的成就之外，还有骇人听闻的官僚为非作歹，大清洗对自由思想的蛮横钳制。人们如饥似渴地争阅揭露当年所犯罪行的报刊书籍，出现了二十大之后又一次令斯大林声名狼藉的浪潮，大张旗鼓地谴责勃列日涅夫，随后事情已发展到了对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原则也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
社会上冒出了许多浅薄的耸人听闻的东西。重提旧事往往缺少认真的分析，未能揭示其全部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情况的矛盾性。撕去了紧紧掩盖着我国许多历史事件的谎言和盅惑宣传的层层面纱，但偏见和怨恨往往导致企图以“白色”神话代替“红色”神话，否定那场革命的某些正面内容。
我的出发点是：通过认识自己的历史来明辨是非的过程是必要的，人们应当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我们都获得了什么，是以怎样的代价获得的，造成了什么损失，推销共产主义模式对几代苏联人演变成了什么。在这些问题上，谁也不应当全部抹杀所有的正面东西和70年间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贬低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人民曾经热切希望建设公正的新生活，不仅成功地提高了祖国的地位，而且对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与斯大林制度及其反复有关的一切，必须进行分析，极权政治的悲惨教训应当永远记取。但也应当保持对我们父辈和祖辈的记忆的尊重，对他们所经受的种种考验做出应有的评价。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坚信革命的理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把苏联历史当成自己亲身经历的年长的几辈人会对不加区别地否定过去倍感委屈、觉得自己遭到变化中的社会的排挤，于是开始发怒和抗议。
还有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极其认真负责的分析。这就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在这个问题上尤其需要“清理”、揭露过去被精心掩饰了的各种悲剧性的事件。但是，当然应该将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能忘记为了各民族的发展、它们在多民族国家里的和睦相处和友谊所作出的那些极其巨大的努力。
可惜在这些问题上成见和偏执同样占了上风，那些对联盟思想本身展开攻击的民族主义者，就靠着成见和偏执，实现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迫不及待地一头扑向权力的宝座。
公开性与知识界
在党对意识形态实行垄断的情况下，形成了许多宗派和集团，它们掌管着各类创作协会，发挥着当局与知识界之间联系人的功能。科学领域，文艺领域，广义上的创造性领域，被牢牢地纳入分配角色、势力和瓜分国家大蛋糕的总体系之中。历届人民领袖深深懂得，普天之下，尤其是在俄罗斯，“智慧的主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起作用是何等巨大。斯大林在不断惩罚持有异见的哲学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的同时，却千方百计地尽力对这个阶层中那些出于信念或者为了生存同当局进行合作的人施以恩典。这种情况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更为显著。庞大的党的机关专司针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在我国，除了相关的部委要管文化之外，几乎所有的部门也都在管，管得最多的当然要数克格勃了。
我来到莫斯科之后，曾注意观察党中央文化部部长瓦西里·菲利莫诺维奇·沙乌罗的工作情况。尽管面对着创作人员队伍中日益增大的追求自由的倾向、种种随心所欲和勾心斗角的行为以及持不同政见者的涌现，为了让上级领导对交给他照管的这块“党的工作园地”还看得顺眼，他施展出了奇迹般的随机应变的浑身解数。“秩序”的维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靠的是文艺活动的各个部门都有那么一个与众不同的“官阶表”。也有各自的奖惩制度，各自的“元帅”和“将军”。这些人都是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劳动英雄，可以周游世界，享受与党内机关上层领导同样的种种特权。他们的书籍一版再版，印数甚大，他们的画作定期公开展出，他们的乐曲按“经典作品”的规格进行演奏。
早在改革开始之初便可以明显地看出，已被当局的娇宠和温存惯坏了的大多数名流们所关心的，首先是他们的这些特权。不过如果粗粗地划分，这里可以有三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屡受嘉奖的驯顺盲从之徒，此辈堪称这个体制的支柱；第二个阶层的人尽量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又不能完全摆脱从“主子餐桌”上得点儿什么的诱惑，诸如奖金、出国旅行、住宅等。最后还有一个阶层，这是一些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他们从不隐讳自己对社会现状持有否定看法。意识形态官员和有关协会的领导人对这类人最感棘手。他们受到种种限制、恫吓、“警告”。其中有的降服了，大部分人则离群索居，创作无法发表的作品。这个类型中的人也有着各不相同的信念和观点：从“地道的西方派”到乡土与帝制派，从人道主义与国际主义派到狂热的民族主义派，一应俱全。
第三部分：决定性的一步多一点光亮 公开性（7）
改革伊始，所有的文化部门都已问题成堆，这些问题不仅可以而且需要在全社会范围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内部，首先是各创作协会里解决。此事不应当局限于莫斯科一地，尽管首都集中了文化界所有的领导中心及其四分之三以上的巨擘。各共和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而且显示出强烈的民族特点。这在格鲁吉亚最为突出，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也有所表现。
1988年1月，当时我在基辅，包括奥列西·冈恰尔在内的一批作家向我提出，要求举行一次会晤。我建议在谢尔比茨基那里聚会。谈话开始时颇为生硬，文学家们指责乌克兰领导人不愿同知识界接触。“我们这是头一回走进这个办公室，”我的交谈对象们说，“而且并不是应弗拉季米尔·瓦西里耶维奇①之邀而来。”他们对压制批评、管得太细的作法大发牢骚。对不够重视民族宝藏的问题也流露出不满：乌克兰语学校太少，出版书籍的纸张缺乏等等。大家都谈得推心置腹，但我察觉到谢尔比茨基对文化活动家缺乏好感，对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不太重视。
乌克兰并非例外情况。精神界在哪里都是交由意识形态部门的机关工作人员专管，给这些人提出的首要任务是：将知识分子团结到“党的周围”，而对有异己思想的人则“抓住不放”。
不过祸根并不在于主事官员们的愚昧无知，而在于体制本身。改革在这个体制上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缺口。人们的舌头解除了束缚，思维开始获得解放，恐惧消失，已经敢讲心里话了，也敢于染指创作界最高长官们的宝座和特权了。这帮人顿时怒发冲冠，跑去找当权者苦苦哀求：快保护保护我们吧，我们可是一直替你们忠心耿耿地卖力的呀！然而他们很快就明白，时代已经不同了，单靠上司的恩赐与青睐已经不行了，连那些人自己也已不复无所不能，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就会轰然垮台。惟有同病相怜的人抱成一团，互相施以援手了。
分化越来越深入，不同派别的作家之间的论战越来越激烈，他们越来越紧密地按照共同的观点组合队伍。一方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青年近卫军》、《莫斯科》，另一方则是《旗帜》、《十月》、《新世界》。自然也有一些折衷派报刊，但它们不足以决定基本的趋势。两极分化也蔓延到了群众性报刊，出现在各种创作组织的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上，将整个社会都卷入了斗争。有人已经在号召按这样的规则行事：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舌战中对遣词用句已经不管不顾，问题的提法变成了这样：你对与不对无关紧要，首要的事情是分清谁“是我们的人”，谁“不是我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