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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坏姑娘，狡猾又暴躁。我生于公元1912年1月3日。那时，孙中山博士领导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对女人的压迫。我的父母都相信男女平等，他们都强烈地相信这个观念。平常一个女人的名字，多半是“花、玉、美丽”等等。但是，我一生下来，父亲就给我起了一个男人的名字：德伟。我母亲写了一首长诗，在诗中，她希望有一天我能为中国做出伟大的事业。
我记得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在父亲办公室的窗前，一个佣人称呼我“大小姐”。父亲在房间里听到了，就大声喊着说：“叫她三少爷！”从那时起，我就是“三少爷”，打扮成男孩子。
因为父亲宠爱我胜过我的两个哥哥，我就变得傲慢，并且欺侮两个哥哥。我的大哥比我大五岁，我不敢打他，但是我经常做一些使他不愉快的事情，使我自己觉得比他高傲。母亲总是叫他让着我。她说：“一个女孩子只是一位客人，‘女长一十八，铜锣一响别人家’，她在这个家庭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有一天，大哥忍无可忍，对我无可奈何，他以天真的儿童的表情说：“妈，别的客人都很懂得礼貌和客气，为什么我这个妹妹客人总是这么不客气。”
至于我的二哥，我总是对他恶作剧，我不怕与他打架，因为他只比我大一岁。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发现没有大人在我们身边，我就把他推到门后面抵在墙上，一只手用门压着他，另一只手去捶打他的肩膀。我明知我的姑姑在洗澡，不能出来，却大声鬼喊：“你们来看，二哥在打我。”姑姑心知肚明，是我在欺侮我的二哥，知道我是个惹祸者，而二哥是个好孩子，就在洗澡间里大声喝叫他：“好孩子，你打回去，不要害怕。”但是二哥天性温和，从来不打我。
当我们都是十几岁的时候，二哥在数学方面的成绩特别优异，我在这方面就特别差，常常在期末考试中数学不及格，而必须在下学期开学前补考，如果补考不及格就要留级。所以，在寒暑假中，我不得不温习数学。
当二哥辅导我时，他总是很耐心。有的时候，我不听他讲课，玩一些小东西。有一次，我的动作使他太生气了，他罢课！我就赶快冲到母面前说：“妈妈您看，二哥太坏了，他是在糟踏您的钱，他太懒了，他不愿意教我了，他要玩！”其实，我二哥对所有的弟弟和妹妹，都是慈如母，在辅导我们的功课与作业时，又都是严如父。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包括我这个“坏蛋”，都是终身敬爱他的。
父亲希望他所有的孩子都能接受大学教育，但是，他的经济力量不够，因为他已经把大部分的钱用来培养他年轻的弟弟和妹妹们上学。我的叔父主动拿出钱来支持我大哥和二哥去读名牌大学（同济与清华），一个学医，一个学土木工程。我这位叔父曾经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过抨击文章，反对他称帝，结果遭到通缉，要捉起来杀头。是我母亲拿出了她陪嫁的八十片金叶，资助了我叔父，让他连夜逃出关外，去了东三省避难 （后来在那边成家立业了），才算躲过了死刑。所以，后来叔父资助大哥二哥去读大学，可以说是对我母亲的报答。
我们几个弟妹们，通过了高考，也都进入了名牌大学。二哥刚刚从清华毕业，就承担了三妹（刘德傅）在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读书的全部学费。大哥从同济毕业后，也资助三弟（刘笃）读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我是靠武汉圣公会贫寒大学生助学金贷款，才读完了北平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的。二哥当时还资助了一位我们的堂妹（刘德秀）和一位我们的堂弟（刘德馨，他是一个孤儿），分别完成了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这是我的父母亲以他们自己的行为作为榜样，对我们这些子女们爱的教育的结果。母亲说过，无论是对自己的亲兄弟姐妹，或堂兄弟、表兄弟，都要一样地以爱相待，彼此互助互爱。
我五岁进了家庭的私塾。我还记得，当时我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我不要母亲送我上私塾，而是独自一人穿过了一条黑暗的小巷，走进了学校。自己介绍了自己，非常大方自信地走到了孔夫子的像前，三跪九叩首，又转向先生，向他叩头。
这个时候，私塾先生向我出题进行考试。他出“红花”，我马上对“绿叶”；他又说“高山”，我马上对“流水”；他又说“美女”，我又对“英雄”；他又出“暮鼓”，我对“晨钟”。对完以后，先生非常高兴。他问我这些是从哪里学的，我告诉他，是从我母亲讲的故事中学来的。他以为我很聪明，但是不久他就失望了。
一天下午放学了，我和哥哥们吵了一架，之后，气冲冲地冲到教室里去，为了泄愤，我用剪刀，剪去了两个哥哥写字用的毛笔尖，把它们丢在地下。我的这些行为都被先生看在了眼里。先生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当年，他穿着蓝色的长袍，腰系黄色的宽腰带，腰带上还挂着烟袋与他的眼镜盒。他分明看到了我这些泄愤的行为，但他却并不制止，只是一边在教室里踱来踱去，一边摇头，一边在嘴里念叨：“泼妇呀泼妇呀。泼妇之婆，害群之马。”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瞧不起他了，觉得他是一个无用的老头。我就继续剪去所有毛笔的笔尖，泄我心头的恶气。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我的儿童时代（二）
我最初读的书叫《三字经》，它是用三个字一句写成的书。它是每一个启蒙的学生都必须读的，包括天文、地理、人伦、哲学、历史等等内容。每天早晨先生教几句，我就要立即背得出；下午要学写大楷、小楷，晚上要背诵古诗。
在那些日子里，学生们都要用一种单纯的音调去背诵课文，所以教室里充满了单纯得像唱歌一般的声音。我也跟着他们背诵，但是我背诵的不是课文，而是随心所欲的遐想。我二哥和我坐在同一张方桌的同一个犄角的相邻的座位上。我在桌子底下，抓住他的一根手指，一边用一块竹片来回地锯他的手指，一边口里用背诵课文的音调唱着：“杀猪！杀猪！”不料，他一会儿就大哭起来，原来他的手指已被割破，流出了鲜血。
我看见了血，就知道大祸临头了。我心想，千计万计，走为上计。我想躲到父亲衙门旁一座荒芜的园子那里去。我站起来，向着教室的边门跑去。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叔叔（我父亲的三弟）的书桌正在那个边门的旁边。他一贯站在我哥哥们的一边，最恨我。他从后面一把就抓住我的衣服，提了起来，我的手脚在空中乱舞，就像渔夫抓了只螃蟹。他把我从教室里拉出来，扔到我母亲卧房的床上，把我押到我母亲面前，说：“嫂子，你揍她一顿！”我趴在床上回头一看，母亲正在寻找她平时体罚孩子用的一块木板。我当时还是想“逃为上计”，就溜下床来，向门口冲去，又一次被把着门的叔叔捉住。他抓住我的辫子，又把我扔在了床上。我挨了母亲的一次狠打，她打我的屁股。我受到这次惩罚，使全家人从心里感到痛快，除了父亲。
母亲开始看出进行道德教育的紧迫性，她用讲故事的方法教育我们这些孩子。她讲的故事都是关于历史上伟大的人物的，他们的伟大是基于从幼年时开始的对人格的培养。每天晚上，诗词课的练习与写日记是饭后的课程。先生认为，诗词与齐家治国无关，没有经典的沉重，是轻松的，它的美感与音乐感是与黄昏的那种美感融在一起的。所以，他把诗词课的练习放在晚饭后，一直上到晚上8点。
每当我想到母亲讲故事，两个熟悉的能带给我心灵一种甜蜜而温馨的情景，立即浮现在我的记忆中：一个是夏日的晚上，一个是冬天的夜晚。
夏日的晚上，一个大宅门的天井出现在我的幻觉之中。这个天井是用白色的石板铺起来的，走廊围在它的周围。天井中间有一个绿色的大缸，缸体布满美丽的雕塑，缸内有红色的金鱼在绿色的水草中游动。很多很美丽的花盆安排在缸的周围，它们又美又香，而且各种颜色都有。晚风轻轻地把香气吹送到在天井中乘凉的人们的身上。走廊的尽头是母亲喜欢的地方，它通向亲戚们住的另一处房屋与天井。那里的穿堂风非常凉快。她时常坐在一张竹制的躺椅上，让风吹散她乌黑发亮的头发。在月光下，她显得非常美。每当风停下来的时候，她就用一把很大的蒲扇，去扇自己的头发。我们小孩子就喜欢围着她，求她讲故事。
冬天夜晚的情景完全不同。那是在室内。房门口挂着很厚的棉帘，帘子上的刺绣辉煌而灿烂。在房屋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铜盆放在一个几乎贴着地面的雕刻精美的木架上面，里面烧着一盆通红的炭火。离那盆火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围着母亲听她讲故事的地方。她的声调，面部的表情，词汇的选择，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讲故事是她用来教育我们和塑造我们性格的一种方法。当时，我们只感到好玩有趣，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被她的言词和那种意境所感动。
母亲讲过的孔融让梨的故事，使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有一年，我们住在一个小县城里，一位亲戚送了母亲一些干贝，这东西在当时是很稀少贵重的。我母亲就把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挂在很高的地方。我们都很想吃，大哥就去偷，用一张桌子，加上一把椅子，爬上去，一把一把地从篮子里抓出来，往下面扔，我和二哥就站在下边用衣服来接着。我们几个大吃特吃，觉得特别好吃。这样偷吃了几次以后，终于被母亲发现，篮子里的干贝被人偷吃了，几乎没有多少了。她就审问大哥，因为在几个孩子中，他是最大的。母亲正准备打大哥的时候，二哥突然跑了上去，抱住了大哥，哭着对母亲说：“是我偷吃了，不是他，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