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郑硗牌溆嗟娜硕济挥欣础Ｔ矗嵌急豢垩涸诔嫡镜囊患洳ＡХ孔永锩妫蛭旆⑾炙堑男欣钪杏行从小胺捶ㄎ魉怪饕濉钡男贰Ｖ泄ね崴沟牧焓屡艿匠荡扒懊嬷龈牢颐牵旱搅税屠瑁峡斓街泄笫构菡夜宋笫梗胍獯罄概薪饩稣飧鑫侍狻！ �
在从威尼斯去巴黎的火车上，我看到了早在中学课本里就知道了的阿尔卑斯山，现在山头还有积雪。我喜欢法国的农村，它有五彩缤纷的农舍，田野里有鲜花，穿着漂亮的农妇们悠闲地在农舍前聊天。第二天早晨8时到了巴黎。车上有一个中国人来告诉我们，法国人的习惯是相互亲吻，你们不要感觉奇怪。于是，杨慧敏就趴在窗上看法国男女亲吻，然后大喊大叫。许多正要下车的人都盯着看她，这使我们感到尴尬。下车后，我们找到一家小旅馆。放下行李，尹保宇赶快坐下来给顾维钧大使写了一封信，并亲自送去。顾大使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被扣押的人全部放回来了，而我们从中国带来的所有反法西斯的宣传品被全部扣留。
小旅馆的房间很大，明亮凉爽。房内附设的卫生间里，只有洗浴设备，却没有马桶。这时，杨慧敏要上厕所，我赶快下楼找旅馆服务员。但我的法语别人听不懂，我只好用纸写出来，他们告诉我马桶在楼梯下面。后来，我要寄信，一直走到凯旋门，见到一个法国警察，我用法语讲了半天，他都不明白。忽然我想到法文与英文的“邮局”应该差不多，而且法文中的“邮局”这个词大概是属“阴”性。这样一讲，他居然明白了，马上指出前边不远处的一座绿色的房子说，那就是邮局。
我发现，世界名城巴黎的公共厕所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厕所就在人行道的中间，外面行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厕所里边人的头和脚。我也很遗憾，由于时间关系，未能去参观当地有名的蜡像馆。后来，我被邀请去凡尔赛宫参加基督教国际会议。到了宫殿门口，一对日本基督徒夫妇前来欢迎我。他们表现得很有礼貌、很热情，但是我想他们恐怕是伪善者，我压着火，仍然尽力保持着礼貌。开会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发言中大骂日本军阀对中国的侵略行为，而且是真诚的，我很受感动。
第二天；我们那些被关押的团员到了巴黎，我们就一起乘上了美丽的“诺曼底”号邮船（曾获得过“蓝色带板”奖）前往纽约。船上的法国餐很有中国滋味。有一次午餐，上了一条大鱼，完全像中国的红烧鱼，味道十分好。我也特别喜欢法国的面包，色、香、味都很好。它们装在一个篾编的小篮子里，摆在餐桌中间，里面的面包每一块都不一样，又香，又漂亮，又松软。有一种完全像中国的银丝卷。不过我们的是蒸出来的，它们却是烘烤出来的。
我在“诺曼底”号船上的舱位在船的尾部，舱前没有遮拦，非常明亮。这间船舱里只有三个铺位，住着一个美国中年妇女、一个北欧的老太太和我。这个老太太带了一篮子的“臭奶酪”，是她精心制作、送给亲友的礼物。但是那种“臭”味令那个美国妇女实在无法忍受，北欧老太太出舱去甲板乘凉时，她就把这一篮奶酪放在舱口门外。老太太回舱，发现她的宝贝礼物不见了，十分焦急地四处寻找，并且口中叽里咕噜地说：“上哪儿啦？到哪儿去了？”那个美国妇女睡在上铺，就是不吱声。当老太太发现奶酪就在门外时，一边骂，一边把它往舱里拖。那个美国妇女顿时从高处跳下来，把篮子使劲往舱外拉，也是边拉边骂。她们彼此互骂，用了许多的脏字，连头上的筋都鼓起来了。篮子都快要撕成两半了。我用一本杂志盖着脸，等待着最后的胜利究竟属于谁。当她们闹得面红耳赤、汗流浃背时，我忍不住笑了。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美国之旅（一）
“诺曼底”号邮轮越过美丽的大西洋，抵达美国的东海岸，向哈德逊河入海口的自由女神像驶去。自由女神高举着自由的火炬，屹立在岸边，引起了船上乘客们心中对民主、和平、自由的向往。岸上军乐队的鼓声和号声响起来了。华侨来欢迎我们代表团的汽车，在码头上排成长龙。华侨们站在岸边，摇着国旗欢呼。我们被迎接到中国城，这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墙上贴满了标语，街心悬挂着很大的横幅，用中文写着“公理属于我们！”“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团结就是力量！”“最后的胜利必归于我们！”“中国人不流泪，只流汗与血！”华侨们沿着街道两旁排队站立，拍手欢呼，欢迎我们。他们的热情，感动得我流下了眼泪。我们来到一个豪华的酒店，接受宴请。女主人们都穿上了绣着梅花和凤凰的旗袍，男主人们穿上了整齐的西装。一共有十多桌，桌上都摆满了美味佳肴。我们代表团团长向他们承诺：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在第二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上，宣传我们的正义和抗战的精神。
当天晚上，他们开车送我们到长岛出席开幕式。与会代表有五百多人，代表五十八个国家，而全部与会者一共有二十万人。会场是个临时的建筑，席位是阶梯式的。当我们中国代表团十六个代表高举国旗进入会场的时候，全场二十万人肃立致敬，拍手欢迎。纽约市市长拿瓜地耶首先致词。他的演讲非常精彩动人，直到今天我还能回想起他演讲时的容貌。然后主席宣布，全场静默三分钟，向中国抗日军民致敬。我顿时热泪盈眶。我们这个古老而贫弱的民族，被帝国主义欺侮了一百多年，现在站起来了，保卫自己并带头与法西斯战斗。会议到午夜12时才散。五百多名代表被送到纽约郊区华沙女子大学住宿，我们将在这里开八天会。为了各个国家的代表们彼此交流，所以在安排住房时，是错开安排的。我和一位印度女子医科大学的学生住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每个代表团的团长高举各自的国旗，五十八面国旗排成长队非常壮观，以进行曲的步伐走上主席台，旗帜在台上插成一个半圆。大会主席是一位美国姑娘，副主席是一位印度姑娘，她们很成功地主持了大会。每个与会者都戴上了耳机，会议用三种工作语言：英语、西班牙语、汉语。每一个国家代表都讲了几句话。五百多个代表被分成许多组，每个小组不超过五十人，对政治、经济、宗教分别进行讨论。我参加的是宗教组，组长是天主教徒，一位美国的孤立派。他的和平观念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参加任何战争，不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战争才会消灭。”我们这个小组里有一个国家的代表提议，在大会结束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带一份写好的大会宣言，给自己的组织，并说明：“日本的战争是侵略的，是非正义的。”而我们的组长坚持认为，我们的与会者不应该站在任何一边，煽动战争的火焰。但是有些人坚持：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反对不义之战。这位组长一再坚持他的想法。辩论了一整天，这个提案也未获通过。
第二天，我感到会议的趋势是向着孤立派的，就去拜访加拿大朋友。因为我知道他们中间有好多人的思想和我们中国人是一致的，我希望他们能来参加我们组的辩论，增加我们的力量。最后请来十多个加拿大朋友，他们辩论得十分有力。那个组长虽不大高兴，但是小组秘书是个荷兰人，非常快活，他站在我们这一边。忽然，一个日本青年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会，组长非常高兴；他以为他的力量加强了。于是就宣布，这个日本人的发言是最后的发言，之后就举手表决，而且特别留给这个日本人较长的发言时间。这位日本人用非常流利的英语发言，说他坚决反对这场侵略战争，并且提议想办法来制止这场战争。他十分赞成用联合的力量来抵制日本的侵略。组长最后只好宣布：“停止发言，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了那位代表的提案，对日本发动的战争进行谴责。
大会闭幕以后，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个大型茶会。许多代表团都受到了邀请。美国代表团与加拿大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表示了极大的同情，邀请我们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旅行演讲，宣传抗日。还有一些欧洲和南美洲国家，也向我们发出了邀请。
当我们选派代表的时候，美国与加拿大代表团指定要我与杨慧敏担负这个旅行演讲的工作。最后，指派我与尹保宇去美国的东南各州，彭乐善与杨慧敏去西北各州。在美国的宣传完成后，我一个人再独自前往加拿大。其他代表被派往欧洲与南美洲宣传。
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华沙大学告别了。当我从房间里取出我的行李时，立即被一群加拿大的姑娘抢走了，要我陪她们去纽约。她们是多么有趣呀！我同意了。上车以后，发现有五位姑娘挤在前面司机的位置上，将车后的位置留给一个青年男子与我。我就说：“前面挤成这样，警察一定会罚你们的，后面的座位非常空，你们至少可以过来两个人坐。”她们说，去纽约的这条路上，根本没有警察。我注意到，开车前她们把车上的后视镜转一个角度，使得前座的人完全看不到后座的人。那些姑娘给我介绍了那个男青年，他身材高挑儿，头发深黄色，眼睛大而黑，名叫艾伦·路根。我似乎在哪儿见过他。我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个在宗教组织会以及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茶会上，作慷慨激昂演说的人。我记得他曾经说过，他愿意牺牲生命为中国正在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奋斗。中国代表团的那些男代表们正在指指戳戳，眼睛望着我说：“还不如说这位先生是为了你而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我知道他们在逗我，所以没理会。车开了，我与艾伦开始谈话。一开始他有些腼腆，自我介绍说是安大略省汉默顿城基督教男青年团的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