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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捐的钱物，都送到纽约欢迎中国代表委员会总会，再由他们转送到香港，之后交给宋庆龄。宋庆龄负责分发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究竟有多少捐款和多少捐物，我已记不清了。我们四个人这次走遍美国和我一个人走遍加拿大东南部的抗日旅行宣传，效果很好。2004年夏加拿大友人Lausel（麦吉尔大学人类学教授）、Nathen、Bassen，来昆明旅游时提供的日本记者Honda Katsnichi所写《南京大屠杀》（The Nanjing Massacre）一书中的美国民意调查可以证明。
1937年我们做抗日宣传以前拥护中国的美国人只占到大约40％，拥护日本的占到10％，有50％的人表示中立态度；1939年我们抗日宣传以后，以上三种人的比例分别为：73％、3％、24％。
我们做抗日旅行宣传一般是晚上乘卧铺车出发，到目的地以后，先去拜会当地的市长或是州长，然后去广播电台作一个简短讲话或者是访谈。主要的演讲安排在上午10点或者是下午2点；地点在这个城市的大礼堂，或者大的教堂，或者大学的礼堂。举行演讲的新闻则几天前就见报了。一般在一个城市举行三次演讲，少则一次。午饭由支持我们演讲的美国朋友和在当地有影响的中国人请我们。然后或者是下午有一个茶会，或者是一个晚宴。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住在“中国之友”成员的家里，这样可以省下住旅馆的钱。当时的美金与法币（中国钱）的兑换率是1：8，而法币两角钱就够一个中国难民一天的伙食费，所以我们不愿乱花一分钱。我们不去观光，衣服自己洗，在暖气管上烘干了以后第二天再穿。
我们到巴佛罗市的那一天是星期四，我们的演讲安排在星期六，因此，到达该地的第二天我们可以休息。主人就邀请我们去参观世界第一大瀑布尼亚加拉大瀑布，并且在那里过夜。艾伦·路根在加拿大的报纸上发现了我正在他居住的城市的对面，就跑到瀑布的对岸来见我。他当时是加拿大青年会的副主席，他想知道我在美国旅行演讲完毕以后，何时能够到加拿大开始旅行演讲，以便他安排一个时间表。
我们与艾伦·路根一起去欣赏了大瀑布。他告诉我说：“这个瀑布在加拿大的那一侧看，更壮观。”我觉得在美国这一侧看，已经够惊心动魄了。那天晚上在旅馆的花园里，艾伦·路根告诉我，他属于加拿大一个基督徒共产主义组织。他对我讲了许多他对人生的看法和政治观点，他的思想是自由的、民主的，站在人民一边的。因为相聚的时间太短暂，我没问他：基督教是有神论，与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是如何融合的。
美籍非洲人受到的种族歧视，使我感到非常遗憾。当时在美国，公共汽车站、火车站的候车室，甚至教堂里的座位，都是黑白两种人分开的。我到美国南方的乔治城的时候，住在一个黑人大学校长家里。校长夫妇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很好的文化教养。第二天，我被请到黑人教堂里去作中国抗战的演讲。我看见，在教堂的墙上和彩色的玻璃上画的基督和圣母都是黑人。有的黑人问我：“中国有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第二天当地报纸上就登出了我的照片，照片下面还有一句话：“姑娘十字军西征。”黑人朋友很喜欢我，因为我说中国没有种族歧视，我们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我强烈反对种族歧视，在阳光下我们都是上帝的子女，美国人不是大多数都信上帝吗？
我还被邀请到一个专门招收黑人学生的学校演讲，之后我与学生一起吃中饭。我发觉这些孩子根本不了解中国，我们和他们不仅仅有地理上的距离，而且思想上的距离也很大。我是黑人大学校长的客人，当地白人援华组织想来拜访我竟然也不方便，他们只好打电话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这让我想到美国早期的伟大总统林肯说过的一句名言：“美国的政府是人民的，是被人民所掌握的。”看来这句名言已经部分地落空了。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旅行演讲大获成功（一）
休斯顿是我演讲旅行的最后一站。一般我们每到一个城市，只停留一两天，但是，纽约总部很有人情味地安排我在休斯顿停留四天。艾恩赛·威尔斯小姐那时刚刚结婚，她随丈夫姓哈丝金。在休斯顿我就住在她家中，她是当地女青年会的干事。
1929年在圣希理达女中，校长克拉克女士告诉我，她给我介绍了一个“笔友”，是个美国姑娘，说她要一个中国女孩做笔友。然后，校长就把这个美国姑娘的地址放在了我的桌上，笑着说：“你可以给她写英文信，这对你的英文写作是有帮助的。”我很高兴，马上就给她写了第一封信。这个美国姑娘就是艾恩赛·威尔斯。她当年还不过是个童子军。五十七年以后，我第二次到美国时发现，我所有给她的信都按照日期，好好地被保存在一个盒子里，而且每封信的内容摘要都写在一张纸上。这五十八年中，有二十五年（1957—1982）我们停止了书信来往，那时任何人与国外有交往，都会被认为是“国际间谍”、“里通外国”。在那段时间，我们不敢写信。所以我们的实际交往只有三十三年。1986年我和景云被美国克罗拉多州丹佛市独立学者联合学，院邀请去介绍我国的改革开放情况，就住在艾恩赛·哈丝金夫妇休斯顿的家中。那时她们夫妇刚刚退休，回到休斯顿定居。她很高兴地向所有的人介绍我是她的五十八年的笔友。
1938年12月，我与艾恩赛·哈丝金在休斯顿的第一次会面，是很有趣的。在我到达的前几天，当地报纸已经登了很多我与艾恩赛友谊的报道，其中有些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演讲的时候，我把这个也告诉了听众，他们哄堂大笑。当我们坐的火车进入休斯顿车站的时候，车站里挤满了迎接的人群。艾恩赛跑到车厢前面，作了自我介绍，我们非常快乐，互相热烈拥抱。她告诉我，人群中有一位个子最高的男子，是市长的秘书，代表市长前来欢迎我们。她说这一些人（大约有几百人）都是等你去给他们签名的，你在他们衣服上的任何部位签名，他们都愿意。更多的人因为进不了站，都在站外的广场上等着你签名。如果都签，恐怕你明天都签不完，而且不签完，你也挤不出去。她建议我们沿着铁路逃走，逃到她停汽车的地方去。这时一个新闻记者冲过来，给我们两个人拍了一张照片。照片第二天当地报纸就发表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我到现在还保存着。
我在休斯顿城参加的聚会和宴会，比哪一个城市都多。与会者都是热情洋溢的。当每一次演讲完毕后，主席都请全体听众起立静默，以表示对中国的支持。他们的同情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圣诞节要来临了，我们的演讲旅行要在12月中旬结束。我们在三个月内走完了美国东南各州的五十八个城市。这次旅行宣传使我懂得了只有自尊和自立，才能赢得别人的同情与帮助。古语说得好，“天助自助者”。
我告别了休斯顿，也告别了尹保宇博士和我们的秘书温娜小姐，坐火车北上威斯康辛州麦地生城。火车越往北方开，天气越冷，窗外雪花在飘舞。火车一进站台，我就看到了身穿黑大衣的景云。我们又重新团聚了！他领我到“主大街”一所公寓里，告诉我这是威斯康辛大学一个教授的家，夫妇俩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寒假期间出门旅游去了。我们一进起居室，就发现壁炉里燃着熊熊的火光。我们坐下来，享受景云早就准备好了的晚餐。
第二天早上，景云从他的住处来到我这里，和我一起去法院，办理结婚手续。法官说：“你们必须提前十天在报上登出你们结婚的消息，如果没有人反对，你们在检查身体后来法院结婚，假如你们需要一个宗教婚礼仪式，可以在法院办完婚礼以后，再去举行宗教婚礼。”我们又去公理教会的教堂，斯旺牧师非常仁慈，同意我们元旦下午3时，在他家的客厅里举行婚礼。当我们即将结婚的消息见报以后，一位新闻记者来采访我们，然后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长篇通讯，题目是《她在US演讲宣传抗日，他在UW攻读博士学位》。十天过去了，我们在法院里结婚了。一位负责结婚手续的法官叫我们举起手来，口中念念有词，我一个字都没听懂，然后他就宣布：“你们结婚了！”元旦那天，我穿上红色丝绒旗袍，戴上珍珠的耳环、项链、戒指和手镯，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珍珠”。这些首饰，是1936年我们准备在汉口结婚时，父母送给我的。我还戴上一朵珍珠的胸花，那是景云送我的结婚礼物。
当我正要离开公寓去牧师家举行婚礼的时候，景云的好朋友海默霍维支的女友斯泰娜走进来问我：“你有没有旧的、新的、借的、蓝色的东西？”我回答说：“我的旗袍是旧的，袜子是新的，但我没有任何东西是借的，也没有蓝色的东西。”她立刻把她自己的蓝色的手绢送给我，并把她头上的发夹插在我的头发上，说：“这是你向我借的，婚礼完了以后，你要还给我。”我不明白地问：“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她淘气地说：“这是我们美国的迷信与风俗。婚礼中的新娘子身上，一定要有旧的、新的、借的、蓝色的东西，才能保证婚姻的幸福。”也许我们真的应该谢谢斯泰娜，我和景云虽然有过许多坎坷和烦恼，但我们的婚姻总的说来是幸福的。
有五十个客人参加婚礼，他们都是景云的老师和朋友。根据美国的风俗习惯，这种仪式叫做安静的仪式。婚礼是在牧师的客厅中举行的。牧师站在一个低的台子上，台子两边插着中美两国的国旗。牧师当着众人，问了我们是否能够患难与共、生病相互服侍，我们都发誓承诺了。婚礼后，牧师夫人举办了一个茶会，招待了我们的客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