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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买卖的频繁，也由于耕地面积的紧缺和田骨田皮的分离，在官庄佃户间退地现象在发展着，所谓退地就是田皮买卖。就官庄的具体条件分析，退地源于转佃，佃户们租种官庄土地，虽有不少为子孙相承，但佃权也还是有变化的，有的是自动退佃，有的是被夺佃，有的是顶佃，也有的是新佃，开始这些佃户们是同管庄小甲直接联系，退佃者将地退给小甲，夺佃由小甲出面，顶佃、新佃也经小甲之手，甚至小甲们还要勒索部分经手费用。久而久之，佃户们就避开小甲私相授受佃权了，即当佃户要退田时不再退给小甲，而是私自转佃给其他人，起初只是转手，转给自己的亲邻或友好，不取报酬，后来出让佃权者就索取一定代价了，叫做退地或推地。爵府官庄上的退地，清初已出现，乾隆以后已相当普遍。兹举例如下：立退字人裎文宣，因租银不凑，同中说合，将官庄家此南北地一亩，出退于邵垒名下承租耕种，言定退价钱七千五百文，交足无欠，上带青麦，二家平分。恐后不明，立字存证。同中人董士夏立字裎文宣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三十日。①退田（地皮买卖）的发展逐渐影响了爵府的地租征收，佃种者一再更换，往往使小甲找不到佃户，到清末，爵府不得已采取了换约的措施来聚拢土田，宣布旧约一律作废，以新约为准，如期不换者则另招新佃。
总之，爵府对官庄土地虽无所有权，但占有地租的权力却是相当持久的，几乎是永久的。在封建制度下这种权力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朝代变了，统治者换了，占有土田和地租的权力依旧。辛亥革命后，虽曾有倡议祀田国有者，却并未实现。直到土改时才实现了田归耕者所有，并且在当地无地少地农民之间实行了合理的分配。
私庄爵府在清初拥有相当数量的私田，由于不时的出进，如分家析产、出卖、出典、购置、开垦等，准确的数字很难找到。估计在五百余顷以上。这些私田坐落在：汶上、泗水、宁阳、滕县、济宁、滋阳、费县、巨野、单县、鱼台和曲阜。私田来源于各种渠道，大体有五方面。一系以价购买，如康熙二十二年在济宁南乡购地四十四顷①。乾隆年间在滋阳县吴寺社置地二顷五十① 《孔府档案》4051 号。
① 《孔府档案》1562 号。
七亩，同时在曲阜泉头、井上等处置地四十顷余。二为开垦荒田，如顺治十年在滕县冯家营等新开地二十四顷六十八亩②。再如东平州西的安山湖，久淤，康熙间奏定招垦纳租，爵府于康熙十七年（1678）在此开垦荒田一百六十顷，名鹅鸭厂。③康熙二十八年（1689），又开垦一百一十五顷名五全厂④。三是认佃，爵府在汶上的私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认佃的形式据为己有的。汶上县明德鲁二藩土田甚多，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藩府主人或死或逃，其他爪牙作鸟兽散，土地大批荒芜。但孔家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很快以各种方式插手废藩庄田，其中手段之一是认佃，在顺治十二年（1655）认佃了十一顷五十亩⑤，这些所谓认佃地后来都成了孔家私产。四是投献，滕县清凉寺地九顷七亩、辛集地七顷二亩均为挂地。五为抵偿，宁阳钟家庄地一顷十五亩原是司房赵琮私产，嘉庆五年（1800）赵瑔因故被革，并追缴银一千两，因缺现款而以上述地亩抵偿，名曰南厂。
爵府私田除个别外均采取分收制经管，也像官庄一样设小甲管理。以汶上县私田为例分析。清初公府在汶上县拥有私庄十七处，土地三十余顷，其中除美化庄土田在十顷以上外，其余庄子土地均在一顷到三顷之间，个别的只几十亩地。十七个庄子中除极少数土地采取定额租外，其余均采取分成制经管。在分成比例上，陈车平原庄所种小亩八十六亩，其中四十一亩为对分，四十五亩四六分，账册中没有注明孰四孰六，不过根据一些数据可得出爵府得六、佃户得四的结论。收租帐册的记载是：对分的四十一亩每亩分麦二斗四升，而四六分的四十五亩，爵府每亩分得二斗六升。
二五分成，平均分配的关键是种子由那一方垫支。当粮食上场后分配时的第一步先是主佃均分，各得二分之一；第二步是种子，种子的来源有三个途径，相应的也就有三种分配法：第一，主佃双方平均出种，产量均分。第二，地主出种，地主一方除收回原种量外，还要加五利，如胡城口庄，顺治十年种小麦八十亩六分八厘八毫，使种八石，分配时“民堆加五利除种十二石，分麦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是说佃户需从自己所得的二分之一中扣出种八石，并要加50％的息即四石，原种八石加息四石共十二石偿还胡城口庄。这样主得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而佃得十八石二斗五升五合。①第三，出种一方加倍收回种粮。如所庄，顺治十年种小麦四十八亩一分，所庄出种三石五斗，所得是“官堆加本利除种七石，分麦十四石四斗三升”。从文字看很容易理解为所庄从对分中拿出种七石加给佃户，其实恰恰相反，是所庄加本利，即加倍收回种粮，账册上记录这年所庄共收麦五十七石四斗三升，② 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 号。
③ 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 号。
④ 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 号。
⑤ 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 号。
① 《孔府档案》4803 号。
其中包括收回放麦本利三十六石，从五十七石四斗三升减去放麦本利三十六石，余二十一石四斗三升，再除去对分得麦十四石四斗三升，余七石，正是种三石五斗之倍数②。种子加倍偿还对佃户应算是重利盘剥了，它充分反映了佃种爵府私田的佃农的穷困程度，到下种的季节他们已穷得家无颗粒，被迫以倍利贷种。爵府的私田中也有一小部分征收定额银租，如兖州花园庄地五十五亩余，顺治十一年初收银租，园地每亩一两二钱，中地每亩七钱，下地五钱个别六钱①。
私庄上还有牛租和放粮。放粮，在各私庄上是相当普遍的，一般放好粮要加倍回收，坏粮不加利原数收回，不过坏粮变成了好粮罢了。如汶上高家庄，在顺治十二年，“放出好麦十六石五斗一升，一斗还麦二斗。烂麦五石，一斗还一斗。”②此类例子比比皆是。
私庄多征实物租，花色很多，最普遍的是大麦、小麦、黄豆、黑豆、高粱、谷子。此外还有荞麦、绿豆、红豆、豌豆、黍、罚А⒅ヂ椤⒙笕省⒙椤④艿取＞舾乃阶膊皇枪铝⒋嬖诘模彩苌缁峋梅⒄沟挠跋旌椭圃迹宕┮抵芯米魑锏闹种惨延邢嗟狈⒄梗谏蕉冉贤怀龅氖敲藁ê脱滩荩阶彩懿埃仓置藁ㄑ滩菽酥凉瞎ｃ肷下泶遄缭谒持问昃椭置藁叮值妹藁ㄋ陌侔耸铫邸Ｇ∫院笾种裁婊┐罅耍玢肷厦阑磕甓贾盅獭⒐虾兔藁āＧ≡辏�1736）租出烟瓜地十一亩三分六厘，每亩租高粱一石。租出棉花地四亩六分，每亩租谷七斗④。
属于公府的私田应向地方政权交纳田赋。顺治十二年当认佃汶上县废藩田产十一顷五十亩，曾认租十五两二钱，后来又开垦了几十顷，共该完银二百十九两七钱七厘①。康熙十七年在东平州开荒一百六十顷、国税四百八十两②，二十八年又垦一百十五顷，该税银四百六十两，此项银应归入河饷③总之，在得田之初都曾规定了国税。有不少也确曾按数完纳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爵府总是借故逃脱、拖欠甚至拒不交纳，设法以私充祀，逃脱国税，如在一份答复滕县催征的文书中说：“簿查滕县原有本府置买庄地二百余顷，由万历年间历天启以逮崇祯末期，俱入优免，从未有同百姓起科之例。”④对东平州的国课，则借口被灾，“佃户星散，无凭催迫”而不交⑤。② 《孔府档案》4815 号。
① 《孔府档案》4695 号。
② 《孔府档案》4812 号。
③ 《孔府档案》4806 号。
④ 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 号。
① 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 号。
② 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 号。
③ 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 号。
④ 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 号。
对泗水、汶上、滋阳、邹县、曲阜、宁阳等县的钱粮，也是屡屡拖欠。嘉庆十二年（1807）兖州府移文衍圣公府，指出其历年拖欠泗水县银九百四十两余，米八十五石余⑥。爵府置若罔闻。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兖州府再次移文，指出欠数已达银一千三百余两，漕米一百八十余石⑦。圣公府同地方政权的矛盾日趋加深。
⑤ 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 号。
⑥ 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 号。
⑦ 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 号。
第三节宗族制度宗族的法规和要求宗族组织为维护其血缘共同体的存在和利益，有一套要求族人的行为规范，并受传统文化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制约。
祠堂族长对族人拥有审判权。如四川唐氏宗族，倘族人犯有种种“非为”，“各房长确知，先以理戒，以情谕，至情理所不能感服，房长告知族长，族长会同族众，以其所犯过恶告明祖先，爰请家法，从重惩责”①。宗族惩治族人，要将族人“所犯过恶告明祖先”，向祖先“爰请家法”。《即墨杨氏家乘》所收康熙时所定《家法》规定：族人相讼，族中“尊长传其本支年老正直者，焚香誓于家庙，示无所徇，吐其实，定其曲直，小事开罪。。大事告于祖宗朴责之。。强悍不遵约束者，则公曰于官，以法处之”。“焚香誓于家庙，示无所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