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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领导。
我知道，他同情民众疾苦，积极大胆地为很多冤假错案平了反。比如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问题、福建的地下党问题、河北的伊玛尼党冤案以及刘少奇、彭德怀等大冤案。当他向邓小平提出要给61个叛徒集团平反时，连老邓都没想到，有些惊讶地问：“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最可贵的是那61个叛徒集团之中还包括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初曾把挂职到陕西省委主持工作的耀邦整得死去活来，被迫灰溜溜离开陕西。但当刘澜涛被打成叛徒后，耀邦却毫无芥蒂地花大力解救他于水火。
我知道，他待人宽厚，从不落井下石。老红军、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曾在40年代的延安干部会上当众嘲讽他：“我参加革命那阵，你还穿开裆裤呢。”把耀邦骂个狗血淋头。后来吴被打成“彭德怀分子”，1972年70多岁了还遭尽毒打关押，特地给毛主席写信，派儿子去送。儿子找到了耀邦。当时耀邦自己还没解放，却不怕犯“包庇彭德怀黑干将”的错误，也不计较吴自立与自己私交不好，积极帮助转交信件，终于改善了吴的处境。
我知道，他对老战友的孩子有情有义，所有受苦受难的老战友子女他都热情相助，从不刁难摆谱不理。他家成了落难子弟的庇护所，本人前妻之父曾涤原是王震部下，文革中被中组部郭玉峰迫害致死，孩子全流落外地。其母为孩子的调动费尽心血，找过王震，得到的却是一堆官话，毫无用处。无奈之中又托人把材料转给耀邦，耀邦当即批示将曾涤小女儿从广州189医院调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门诊部。
我知道，耀邦是个孝子，真诚善良，襟怀坦白，从不戴假面具，装模作样。听说父亲死后，他像个孩子一样在办公室里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新来的秘书推门进来，他什么寒碹话也没有，就是痛哭流涕，完全失态。令秘书大吃一惊，感到这个首长“不深沉”。
他曾经说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有。如此人际关系才能融洽。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人不设防，有时候那么单纯，一点不油，根本不像个政治家。这样的好人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真是一个奇迹。他在中国当代历史上顶天立地。
1987年1月某天晚上，我从广播中得知耀邦辞职的消息。思绪起伏，心情抑郁，非常痛苦。再没心思玩摩托车了，当即就把摩托车卖掉，以至于被老婆臭骂一顿。
这年年底《血色黄昏》出版之后，我感觉应该送给已经下台的耀邦一本。让他知道，当年在批斗会上曾经押过他的人，现在对他充满敬意和内疚。
中央大官，我的书只送给了耀邦一个人。当时也并没奢望能得到什么回音。1989年春，工人出版社给我转来了一封来自广西的信，有位自称李洪欣的在信中写道：我岳父孙洪泉（广西自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是耀邦同志的老部下。当耀邦在南宁的时候，我们多次到耀邦住处看望。闲聊时耀邦曾问我认不认识老鬼，我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他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真让我万万没有料到。
这是1989年春他逝世前所发生的事。每逢想到此，就无限的惆怅，无限的悲伤。耀邦多么平易近人啊，对我这样一个崇尚武力的打手，曾经押过他、撅过他的红卫兵造反派，本可以置之不理却不置之不理，还认认真真地托一个年轻人捎话。
耀邦的肉体生命虽然没有了，他的精神生命犹在。他自己曾说过：“我本来不是当总书记的材料，而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特殊的岗位。”
但唯他这个总书记却干得最好，最得民心！唯有他这个当众痛哭，“不深沉”的总书记最受广大民众爱戴！他永远不孤单，他的好评如潮，他的名字万古流芳。
国际共运危机和西方对华制裁·朱 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们经历了一场没有预料到的世界金融风暴的巨大挑战。二十年前建国40周年时，我们也曾遭遇到两场没有联系的国际风暴的严重冲击。一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自我摧毁，苏联迅速解体为俄罗斯、乌克兰等15个独立的国家。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社会主义中国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要遏制的主要对象。另一场风暴是1989年6月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连续多年的制裁，施加了极大压力，企图对中国“以压促变”。
社会主义各国从一开始就面临改革问题
1945年，以苏联为主力的反法西斯力量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苏联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朝鲜。这些国家在苏联的推动下，按照苏联模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后加上中国、越南、老挝共13个（后来又有古巴）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占世界总人口1／3、陆地面积1／4、工业产值超过1／3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57年全世界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宣称：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这个估计是过头了，但20世纪50年代是国际共运最兴盛的年代。
现在回过头来看，社会主义阵营14个国家和共产党的内部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问题或“倾向”。（一）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想按照本国实际情况建设国家，试图改变苏联的模式，用现在的话就是“调整”或改革。不能否认，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对于苏联迅速发展工业、战胜德国法西斯和二战后的恢复重建，曾经起到过正面的作用。苏联模式的主要毛病有：政治上缺乏民主，制造了许多冤案，经济上单一的公有制，僵化的计划经济，片面的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市场供应紧张，特权和腐败严重，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社会动荡不安。（二）另一个倾向是：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要求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利益。这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及“工人阶级无祖国”的理念，以及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领导）”是有矛盾的。
最早出现要按照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和要独立自主苗头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结果在1948年被苏联开除出“九国情报局”。中共当时对开除的决定表示了支持，刘少奇发表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长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55年才同南斯拉夫建交。
1956年10月波兰、匈牙利事件时，我们批评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帮助苏共稳住了同波兰、匈牙利的关系，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波兰、匈牙利改革的急迫性，甚至支持苏联出兵推翻了匈牙利才担任了几天总理的纳吉政府。波兰、匈牙利事件后，我们认为主要危险已不是教条主义。而是修正主义，我们“左”的思想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峰。
1968年8月，苏联出动了25万华沙条约组织部队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领导的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尝试，我们指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同时又批判“布拉格之春”是搞“修正主义”。
在上述有些事件中，有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不同程度的插手，这并不奇怪，因为1953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就开始鼓吹“冷战”，并首先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理论和政策。《炎黄春秋》发表过一些文章，试图对上述事件予以重新评论。20世纪60年代，我们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大论战中发表的《九评》，错误地认为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复辟资本主义，它们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具体罪状有：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搞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利润原则、引进外资、加工进口零部件、出口原料和私人企业在发展等等。
在那场国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后，我们同苏共和大部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断绝了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中共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首先恢复了党的关系。1983年7月起，我们按照实事求是原则逐步承认东欧的波、匈、捷、保、东德5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有利于做这些国家人民的工作和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对于我们研究和借鉴这些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也有好处”。1989年4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邀访问中国，邓小平同志同他会谈，实现了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1989年国际共运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东欧各国共产党关系正常化，人们都很高兴。经过了二十年的分裂、敌对，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开始恢复了友好关系（虽然友好的基础已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人们又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阳光。但是没有人预料到，在1989年短短的一年中，东欧和苏联发生了剧变。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共总书记后，开始推进加速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987年11月，苏联和美国出版商，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出版了戈尔巴乔夫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这本书轰动了全世界，中国也内部发行了中文版。苏联的改革重点开始从经济领域转到政治领域。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把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归结到党的“官僚机构”的阻力，正式决定把改革重点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来。在“民主化”、“多元化”、“公开性”的方针指导下，苏联几乎全部主要媒体，都不受限制地重新评价苏联与苏共的历史与现实。苏联的改革从“完善社会主义”迅速转变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