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朱士银在电话中激动得声音都变了，高声大嗓门地嚷道：“老严，宏昌！行了！总理已经批了！”
“会这么快？”严宏昌简直不敢想象，“你是怎么知道的？”
朱士银说：“刚才有人打了我的手机，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不敢相信，忙问‘你是谁？’他说，‘我是总理秘书。”’
温家宝的批示在第一时间就被电传到国家水利部；国家水利部马上电传到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水利厅又惊又喜，迅速电传到滁州市水务局。省厅、市局两级领导终于知道是严宏昌在北京为安徽省、为滁州市办成了一桩通天大事。于是，那一天进京的原班人马，再次乘机赶往北京，要去找严宏昌。
到达北京，四下里打听，却不见严宏昌的人影。于是试着往他的家里去电话。电话一打，才知道严宏昌早已回到了小岗村。
于是，他们又飞回安徽，连同凤阳县的两位副县长，一道驱车赶往小岗，去看望严宏昌。l临走时，送给了严宏昌两条上好的香烟，以表达他们诚挚的谢意。
大跃进中的村办劳动教养·肖 磊
1958年在各行各业大跃进声势的推动下，所谓村办劳动教养（亦称村办集训，下同）也应运而生。当时把村办劳动教养称为“消灭犯罪的创举”。这年3月，中央某部在河南召开了部分省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会议部署了村办劳动教养的任务，说这是劳动教养工作的“大跃进”。“村办劳教是对敌斗争经常性手段之一，对消灭违法犯罪有重要意义”。河南会议上介绍了江苏临汝县、山东汶上县、河北孟县等地开展村办劳教的做法以及取得的效果。会议要求各地进行试点，并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广。
河南会议结束后，山东有关部门根据会议要求，选择了当时聊城地区的平原、夏津两县作为村办劳教的试点单位。规定试点时间一般要搞20天，如不解决问题，可延长劳教时间。在村办劳动教养试点中，聊城地委发现劳教现场发生打死人、打伤人的问题，并反映到省委政法部（当时县以上党委均设政法部），他们对村办劳教持怀疑态度。
省委政法部对聊城地委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随即召集省直政法系统十余名工作人员针对村办劳教及聊城地委反映的情况座谈讨论。座谈认为：村办劳动教养是不符合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规定的。国务院规定没有“村办劳教”这一条。无论从劳教的性质、范围、劳教对象、批准权限等方面，都是与劳教规定不相符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规定：只有省、市、自治区以及交通沿线大中城市才能办劳教，而且由这些城市的劳教委员会决定和执行。劳动教养主要是对那些罪行轻微不够判刑的人，目的是为了教育改造。把村办劳教当成经常性对敌斗争手段之一，显然混淆了两类矛盾。
省委政法部考虑到村办劳教试点中出现不正常情况，决定从省直政法部门抽调十余人组成工作组，指定省司法厅一副厅长任组长，于这年的5月中旬先后到达进行村办劳教试点的平原县和夏津县。工作组在这里先后听取了两县公安局长关于村办劳教试点的介绍：平原县村办劳教6千人，夏津县村办劳教8千人，劳教时间均按规定执行。两县公安局长都对村办劳教作了充分肯定。认为试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成功，效果很明显。他们说：凡进行劳教的村庄，地富反坏老实了，各种违法犯罪未再发生，封建迷信不见了。一些四类分子还交出了“变天账”。通过村办劳教，还“缴获”了许多武器。
工作组长先后听了两位局长的介绍，肯定了他们劳教试点的成绩和做法，称赞他们的“大跃进”精神。多数工作组员认为：调查没结束，先肯定正确与否不合适，不符合调查研究的步骤，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要求。大家背后议论组长的做法不符合省委政法部的精神。工作组员按计划要到劳教试点的乡、村进行调查。行前工作组长再三告知工作组员多看成绩，少看缺点，尤其不要多看黑暗面。
工作组员在平原县调查了开展村办劳教试点的双庙乡三个村，在夏津县郑宝屯乡调查了开展村办劳教试点四个村。在这里先后访问了被劳教人员和看押、管理他们的民兵、村干，还走访了曾在村办劳教指挥部工作的部分人员。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村办劳教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综合起来主要是：村办劳教成为村干部惩罚群众的手段。对有缺点的群众（如迷信活动等）用劳教的办法解决。对给干部提意见的，也找借口劳教。对四类分子，不论守法和违法，除病老残幼，一律劳教。对懒汉二流子，神汉巫婆，取神水神药的，打架斗殴的，不服从领导的，不加入合作社的；还有当过汉奸兵的，当过国民党兵的；还有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有海外关系的；都列入村办劳教。
在劳教对象的批准权限上，规定由劳教指挥部决定（即如此，也属非法），实为村干部说了算。村干部指名谁被劳教，就算批准了。
劳教的手段甚为残酷。凡被定为须劳教的人，即通知其携带劳动工具食物到治河工地集合。他们在民兵、干部看押、管理下，挖土、挖泥、加深河道。为了免得民兵、村干看押、管理本村的人破不开情面，他们采取甲村看押管理乙村，乙村看管甲村的交押办法。被劳教人员每昼夜劳动十七八个小时，其余时间是大会、小会坦白检举。劳教指挥部把多年未破的积案公布劳教工地，让每个被劳教人员对号挂钩、坦白检举。对一些没有坦白、没有检举的人，抓几个典型，大小会批斗，反复追逼。有的乱编乱造，屈打成招。有的申辩冤枉，被扣上个“顽固不化”对抗劳教的帽子，五花大绑游劳教工地，然后送劳教指挥部反复审讯，迫使交待解放以后作了多少案。1950年夏津县郑宝屯乡一农民被盗耕牛一头，8年未破案。此次村办劳教中被列为应破的积案，在8千人的劳教工地上全面追查。在打骂、追逼之下，竟有80多人招认偷牛。等劳教试点结束，招认偷牛者全部翻案。因无可靠证据，只好再挂起来。
村办劳动教养被当作破案手段。在20多天的村办劳教中，用发动坦白检举的方法，共获得各种违法犯罪材料4万余条，多是互相揭发互相编造出来的。大量的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治安案件也不够。劳教试点结束后，这些材料扔在劳教指挥部办公室堆了一桌子，无人过问。后来听说这些材料无法插手调查，不了了之。
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中，都追缴四类分子的“变天账”。最初，他们再三申辩“没有变天账”，看管的民兵、村干说：“不交变天账批斗没有完，别想回家。”四类分子在如此逼迫之下。回到家中拿出“变天账”。工作组在指挥部办公室看到几份所谓“变天账”，有的写：“从前想变天，现在政府教育好了，没有变天思想。”也有写：“变天没有好下场。”这些所谓的“变天账”都是劳教时的口气，且纸墨笔迹都是新鲜的，显然是现写的。工作组访问他们时，回答：“不交上不让走，还要挨批斗，才回家现写的。不识字的找人代写，不交上天天逼。”
劳教工地上，许多被劳教人员难忍干部、民兵的折腾，不断发生逃跑现象。民兵在追赶逃跑者时随便开枪，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还有不少人因劳累过度、饥饿、疾病等原因，已奄奄一息，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在被劳教人员中流传着：“跑了，跑了，不跑没了”的顺口溜。结束劳教试点时，两个县的劳教工地上，由于各种原因，剩下的人员不足一半，能干活的更少。
让两个县的劳教试点主持人最满意的是“缴获”了一些武器。工作组曾检验过这些武器，都是掉了零件的破旧步枪，是一些乡武装部集中起来准备统一修理的。此前地委工作组也检查过这些破旧步枪，没听说被劳教人员交出过武器。
工作组员本着“实事求是，有多少问题谈多少问题”的要求，向组长作了汇报。组长认为不符合他“多谈成绩，少谈问题”的想法。尽管政法部要求“实事求是”，但他认为“多说成绩保险，多谈问题危险。”他认为村办劳教是上面布置的，又是“大跃进”时期，因此要“多肯定成绩，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组长与多数组员认识不一致。组长背着历史问题压力，怕抓辫子。因此紧紧把握住“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说话、办事的套路，曾对人说：“只要牢记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不会犯错误。”
工作组长按照“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思路，准备了向聊城地委的汇报提纲。地委安排第二书记兼专员赵新亭同志听汇报。了解赵新亭的人都知道他是按政策、法律办事的人。在省委工作组汇报前，他对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情况了如指掌，并与省委政法部领导谈了看法。工作组长根据“村办劳动教养是经常性对敌斗争手段之一”的指导思想，先充分肯定村办劳教取得的巨大成绩，存在的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了村办劳教“缴获”了大批武器。赵专员听到所谓“缴获”大批武器时，立即打断汇报说：“什么缴获大批武器，地委已做了调查，都是民兵用坏了的破烂枪支，收起来准备修理的，成了‘缴获’了。地委早就知道没这回事，骗骗地委罢了。”
汇报未再向下进行。赵新亭专员继续说：他们搞村办劳教没有向地委报告。听说打死人了。地委派人做了调查，才知道那里违法乱纪那么严重。不客气地说，村办劳动教养是违法的。我亲自去劳教现场看了看，见那里黑压压的一片人，我问那里的干部，那么多人是做什么的？他们回答是搞村办劳教的。我又问，搞村办劳教怎么还持着枪，又打又骂，还用枪托子捣呢？这不和二鬼子押着老百姓挖壕沟一样么！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