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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次反“围剿”战斗，作为红军主要将领之一的林彪掌握了毛泽东游击战、运动战理论的要点，并能在战争中灵活加以运用。林彪已经成长为红军队伍中一位出色的年轻指挥员。
作战指挥上的成功，使林彪对作战产生了癖好。他把部队的管理、政治、后勤等工作全部交给了政委罗荣桓，自己则一头钻进了军事指挥当中。他对作战几乎达到了入迷的程度。为了提高自己的指挥能力，他广泛阅读兵书，民国初年护国名将蔡锷根据晚清湘军将领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经验而编成的《曾胡治兵语录》成为他爱不释手的兵书。他一面读，一面思索，常常结合自己的作战来总结经验教训。他的脑袋中整天在想打仗的事，其他一概不问。周围的人在想什么，在干什么，他都十分漠然。长期的作战生涯，加上他本来就少语多思，养成了他不苟言笑的特性，在一副漠然的脸上，很难看到他的笑容。
林彪的这股钻劲，使他在作战指挥上越来越成熟，指挥才能也充分发挥出来。1932年3月，朱德、毛泽东不再兼任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林彪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至此，林彪成为红军队伍中最年轻的军团长。
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聂荣臻与林彪搭档（1）
几乎在林彪担任军团长的同时，黄埔军校中曾是他的老师、九江起义时又是他的领导的聂荣臻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并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的政委，成了他的新搭档。
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那本曾轰动中国的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称赞林彪的新搭档：“在红军中，聂荣臻是最有才能、最可靠和责任心最强的指挥员。”
聂荣臻出生在四川江津县一个比较富裕的大家族中，其父聂仕先为人持重、沉默寡言，虽有十来亩土地，但他并不愿依靠土地剥削农民，而是躬耕于田亩，其母唐氏是一位十分善良、贤淑的家庭妇女。在良好的家庭环境的熏陶下，聂荣臻从小就为人厚道。现在还保存着的江津中学操行考查簿，记载了当年先生们对聂荣臻的操行评语：
容仪——衣服朴素；
动作——活泼，上课专心；
言语——不欺、温和；
品质——天性温和；
智力——记忆力强；
感情——进取；
意志——坚固。
聂荣臻不仅为人诚实，而且还好学上进。一次，放学后，同学们都已回家，他仍然面对着墙壁高声朗读，国文教师恰好走了进来，看到这一情形说：“荣臻，你也该休息一会儿啦！你每天都如此吗？”
“是的，老师。”
“为啥呢？”
“老师，学生认为学问就如一堵厚厚的墙壁，不下工夫就不能凿穿它。”
聂荣臻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五四运动后，因参加救国运动被学校开除的聂荣臻毅然踏上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道路。在法国留学期间，聂荣臻不仅同周恩来、邓小平等一道参加革命，而且还广泛涉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旅欧的生活给聂荣臻增添了丰富的知识，但聂荣臻还认为自己需要学习更多的革命知识。1924年，他来到了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三个月后，他又进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与叶挺、熊雄等共产党人是同学。
红军学校的中国班是极为秘密的，学员着苏联红军制服，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教员都是苏联的高级军官。在红军学校学习五个月，虽然时间不长，却为聂荣臻日后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基础。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国内急需革命干部，在苏联帮助下的黄埔军校也急需加强。于是聂荣臻和中国班的同学们一道从苏联赶回国内，投入了国内的革命斗争。
五年的国外求学生涯，使聂荣臻由一个忧国忧民的有志青年成长为具有一定政治、军事知识的职业革命家。大革命失败后，聂荣臻先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聂荣臻奉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及时了解敌情，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并负责镇压叛徒、特务。1931年秋，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聂荣臻无法继续在上海呆下去了，便奔赴江西中央苏区。
聂荣臻来到中央苏区，一开始在五军团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后，即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主任王稼祥的工作。1932年3月，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委。知识渊博又十分忠诚党的事业的聂荣臻和军事才能十分突出的林彪，分别成了红一军团的主将，使得红一军团在保卫中央苏区的作战中，能征惯战，屡立奇功。
聂荣臻在红一军团政委的岗位上呆了近七年之久，他和林彪一道率领红一军团从江西转战到陕北，走了大半个中国。在这期间，他和林彪的合作基本上是和谐的，但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一改红军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专打阵地战、堡垒战，要求红军在战略上采取“堡垒对堡垒”、在战术上采取“短促出击”的办法打退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为了贯彻“左”倾冒险主义战略战术思想，李德专门来到一军团，给一军团的红军将领讲解他的短促出击战术。
李德在会上讲了半天，大多数的红军将领还是无法理解。李德短促出击的理论，源于德国的堡垒战术，主要用于阵地对抗战，不适应红军的实情。红军对敌斗争，既没有必要的攻坚武器，也缺乏足够的火力，对于优势敌人只能采取设伏、突袭等战术，如果与敌人面对面地较劲，红军的劣势是很明显的。李德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的战术，对红军的作战是有害的。广大红军将领从实际出发，对于李德的短促出击理论并不热心。只有善于搞投机的林彪特别积极，他不仅自己带头学，而且还动员大家学，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短促出击》，印发全军，供大家学习。林彪的这篇文章不仅仅是谈战术，实际也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对于林彪的这种做法，聂荣臻是不赞成的，并为之担忧。结果在后来的几次战斗中，林彪采取李德短促出击的战法，连连受挫。
1933年12月25日，一军团奉命在江西永丰南丁毛山与敌两个税警团和第九十三师进行以堡垒对堡垒的堡垒战。
战斗一开始，敌军就用重炮轰击一军团简陋的堡垒，一军团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堡垒全被炸毁。而一军团攻击敌军堡垒时，因没有重武器，连连受挫。许多红军指战员感到十分憋气，满腹牢骚，“不知搞啥鬼呀！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一堡垒，被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武器，却天天和敌人比堡垒。”作为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和大家有着同样的感受，他始终站在战斗最激烈的一师阵地上，看到许多红军战士牺牲在敌人的堡垒面前，心情十分沉重。
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聂荣臻与林彪搭档（2）
一军团在永丰战斗中受挫的事实也教育了林彪，使他认识到堡垒战和短促出击在实际作战中是行不通的。1934年2月10日，他同聂荣臻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军采取运动战消灭敌人，但没有被博古、李德所接受。
9月，在温坊战斗中，聂荣臻和林彪断然放弃短促出击的战术，采用运动歼敌的作战方法，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歼敌4000余人，俘虏敌军2000余人。温坊战斗的胜利，更使聂荣臻怀念毛泽东，他多么希望红军能早日采取毛泽东诱敌深入、以运动战的形式歼灭敌军的作战思想！
温坊战斗只是一个局部的胜利，不能改变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结局。10月，中革军委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当时，聂荣臻和林彪正在福建前线指挥作战，中革军委立即召集他们率一军团撤回江西瑞金。
回到瑞金后，作为中革军委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并向他们转达了中革军委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要一军团秘密做好一切准备，担任全军的开路先锋。由于博古、李德害怕走漏消息，决定对中央红军西去的方向暂时保密。向来习惯于坚持原则的周恩来，在向两人传达任务时，没有向他们说明红军即将行军的方向。林彪、聂荣臻两人接受了任务后，感到莫名其妙，他们是第一次接受这样一个意图模糊不清的任务。就在这时，他们听说毛泽东从外地赶回瑞金，便赶到毛泽东的住处，准备向毛泽东问个究竟，毕竟毛泽东是一军团的老上级了。
处在孤独中的毛泽东没有想到会有人在这种时候来看他，见到他们两人，很高兴地问道：“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
林、聂回答：“我们回来接受新任务了。”
“什么任务？”
“要转移。”
毛泽东听林、聂说到转移，就问：“你们知道了？”
林、聂两人齐声答道：“我们已经接受了任务，就是不知道要去哪里。”
毛泽东没有吱声，他理解两人的心情，理解他们的想法。但是他没有一点发言权，因为他一直遭到博古、李德的排挤，博古、李德动不动就说毛泽东在红军队伍中搞宗派活动。在当时极其复杂的背景下，仅仅是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对于中革军委的行动，无权过问，更无权更改，对林、聂两人的询问，当然也无法做出明确的答复。
辞别了毛泽东后，林彪与聂荣臻回到驻地，开始部署部队的准备工作。
长征路上的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