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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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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插话:“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伯达: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头,党中央发出这样一个重要号召,大家不要轻视,你们是不是接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答:是)如果是就认真讨论江青同志的讲话。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听,我们讲了话,你们贴大标语说好得很,但你们仍干自己的,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听中央的话,自己干自己的,给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失败等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就一定会垮台,不要以为一时人数很多,那是表面现象暂时多数会变少数,暂时少数是会变成多数的,是会得到胜利的。现在有一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择手段为自己创造活动方便的谣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允许的。谢富治看到一个福州来的电报,上面写的北京来电,内容是说什么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先派一千人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再来人,其余的随后就来,口号是打倒韩再道,这是瞎闹,这是谁干的?完全有他的政治目的。完全是荒谬的,用这样一个办法捞稻草是办不到的。一个革命者不能这样干。福建是前线,我们正和福建的两派谈,就接到这么一个荒谬的来电,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假借各种名义,搞这一套,这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为吗?革命能这样搞吗?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我请谢富治同志找红代会的同志谈谈。江青同志说,文化革命初期,北京许多学生到外地煽风点火,做了很大成绩,告诉了我们许多不大知道的情况,但你们夸大了,好像没你们就不行,想包办代替,到一个地方,就说我是代表红代会的,什么响当当的左派,我从不欣赏这个词,过去货郎担响当当的,是招摇过市。有人还科学些,说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刚几个月怎么坚定了呢?坚定左派要在长期大风大浪中考验。北京下去的学生,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反动派。说响当当,像卖膏药的,你们大概没见过卖狗皮膏药的,摆个摊子,敲锣打鼓,说膏药多么好。我说的过分些,多数人是勤勤恳恳的,我是说少数人,有些人上了当,人家拍马屁就高兴。你们不要把自己丑化,不要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的讲话是内部的,不要贴大字报说“好得很”,怎么能说好得很呢?现在许多地方受北京少数人的歪风影响,大家要注意,全国都注意北京,要搞出好样子来,有一个人说,你北京就搞出好榜样,当然他讲这话不全面,但这句话值得我们反省,北京要做出好榜样来。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都要在北京做出榜样。所有外出串连的统统都要回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变成“响当当”,出了不适当的错误的主意,在江西的,福建的,谢富治同志派出去几个人?(谢:只派了几十个人。)除中央派出去的调查组一律都回来。 
  第一机床厂过去搞垮捍卫团是对的,是先进的,但现在打内战从先进变落后了。仪器厂我们去了,石头都扔下来了。学生搞两派,工人也搞两派,搞武斗是错误的,我反对。(谢富治插话:武斗都有两派支持,搞宗派是错误的)清华有个团派,有个“四·一四”。我和戚本禹同志本来去帮老蒯忙的,蒯慌“忙”装喇叭,装机器,“四·一四”稳坐钓鱼台,站在我旁边,“四·一四”当了主席,还当了我的翻译。还有那天我到北大去,是帮聂元梓的忙的,从大方向帮忙的。当时我提了三条协议:第一、全国一千多人的动态组撤回来;第二、撤销航空版不搞了;第三、还有他们那儿有个保卫组,就是二组,我说不要了。但我走了两个钟头就去 抄了,也不商量一下,不要这么匆匆忙忙嘛。这是派性高于一切,不是无产阶级党性高于一切,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抄家算什么革命行动?有少数同学,还有工人,有时是他自己的东西,也去抄,搞鬼,过去抄家还要批准,封建时代是皇帝批准,现在是想抄就抄,头脑乱烘烘,派性高于一切,而不是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而是自己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我再三说过,你们不要上当,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南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学们,工人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团,象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遇到问题,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毛主席在延安给新华社题字就是“多思”要多思多想,不要头脑乱烘烘的,以毛主席的章程为章程,以党中央的章程为章程,章程就是轨道。 
  那天外事口一个会上说,十几年来外交完全脱离了中央,怎么能这样说呢?外交具体是听周总理的,外交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周总理执行的,开国以来都是这样,陈毅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怎么叫我们的外交部是卖国主义外交部。刘邓路线是卖国的路线,破坏了出卖我国利益的是刘邓。 
  康生: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是刘、邓、王稼祥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我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制定的,不要把这些混杂起来,从对英斗争 120 多年,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在我国建了个代办处,你们去烧英代办处,也不请示周总理,我们打电话去(那时还没有烧)帮你们,你们不听,这里很可疑有反革命,脑子里没有敌人,没有敌情观念。 
  伯达:康生同志说的完全对,这里有坏人,不听我们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坏人插手,化工部抢档案,中央文革打电话不听,那里有许多国家机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看那干什么!去年就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说这样干好得很,一次二次可以原谅,继续犯错误,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要有责任感,我们到西单商场里看过,我们感到痛心、落泪的,是毛主席领导的国家。不要搞武斗了,我们看够了。(谢富治: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的武斗戚:西商场武斗挑起者,康老说了不管是那一派的都要抓。)(康:如果抓错,我一块坐牢。)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强大的,不能允许这样干的,不要觉得我们是什么革命行动?(戚:反革命。)(康:强盗。)凡是破坏生产的头都要抓(戚:包括革命委员会委员)今天到会的大多数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我向你们致敬,但在座的就有个别搞武斗的。有一个人做了坏事不认帐,他说陈伯达讲话 70% 都是错误的,你不要太狂妄了!有些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称职,可以按巴黎公社原则撤,通过群众讨论。 
  谢富治:分两大派,都是想撤自己反对派的委员会委员,我们希望他们自己撤自己那一派的。上海不分两大派,北京的学生到上海搞两大派,反对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革命委员会。 
  伯达:北京这种风到处飞,自己地方还未搞好,就到处跑。 
  (这时康生同志写了一张条子给张春桥同志,问张春桥同志今年还欢迎北京学生吗?) 
  春桥:我来回答康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我代表六个省市发了言。在 4。20 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北京学生去年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充分感谢了北京学生那个讲话仍然不变。直到前一段,我在北京,听说北京的同学到上海,我还是给上海的同志说要欢迎,做好接待工作。但最近有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情,北京的一些学生说上海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某人,姚某人要靠边站,北京好多同学对上柴“联司”这个组织支持,说上海镇压了“联司”。上海群众对“联司”的行动我是完全赞同的。其实上海革委会并末表示态度,群众说我们右倾。“联司”这个组织性质变了,在工程武斗一年多了,是一些走资派挑动两派武斗,后来把所有反对市革委会的力量集结起来,反对市革委会和上海最大的革命工人组织工总司,到处打人,打死人不交凶手,解放军由工厂调查被打出来,革委会 20 人到工厂劝他们生产被扣起来,这样群众就开了十万人大会,会完了包围了工厂,要他们交出凶手,他们不但不交反而主动出去,因此群众气急了冲进去打了歼灭战,打了个漂亮仗。群众到那里是要“联司”交凶手,不是砸商场。但北京学生到那里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上海的学生也是一到武汉就反对曾思玉同志,我完全赞成北京上海的学生回来,回本地本单位搞大批判。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不要打乱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轨道,江西问题不是上了轨道了吗?再去实在是帮倒忙,我们欢迎帮忙,但不欢迎帮倒忙。对上海革委会打不倒,我是担心他们被人利用上当,我希望把自己本单位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出模范来,不要到处骗人,在上海我还敢顶顶,别的地方不敢顶,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在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也可能成为模范。我们上海要紧跟上你们,向你们学习。 
  伯达:我完全赞同张春桥同志的讲话,上海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北京落后了,上海张、姚为首的市革委会中央是全力支持的。是上海革命群众支持的。北京的学生都回来。(谢:马上回来) 
  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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