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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人跟我有关，就是我遣送回来的“破鞋”。
是服毒自尽的，喝了半甁农药，据说是敌敌畏。那玩艺是农药中的巨毒，医生说（就是那个检查处女膜的女军医），人喝个一小口，在半个小时内发现可能还有救，过了半个小时就没救了。她喝了半瓶，又过了大半夜才发现，天皇老子都救不了了。她父亲说，没人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时间吃的药，但12点多钟他家老大查完夜哨回来时，她还是好的，一个人坐在堂前屋里，虽然看起怪痛苦的，但也不是说痛苦得会自杀。老大是村里的民兵排长，这些天正好轮到他查夜哨，他看她可怜兮兮的样子，还劝她去睡觉，但她没理会他。老大说，她一声不响一动不动的坐在那，跟个死鬼似的。然后半夜里，她母亲朦朦胧胧听到楼下猪圈里好像有什么动静，两只猪也像是受了什么惊，在哼叽哼叽地叫。母亲本来想下楼去看看，但转眼又睡着了，还梦见自己去了猪圈，看没什么情况便睡得更踏实了。早上醒来，她忽然想起夜里的梦，便直奔猪圈去看，看到靠墙的一堆柴火塌倒了，散了个满地，乱七八糟的，但两只猪都好好的，没有少一只，也不见有什么死伤，心里就宽松下来。她预备先带一把柴火回去烧早饭，回头再来收拾它们，可在弯腰抱柴火时，她发现柴火堆里裹着一件衣裳。她母亲说，那时节还很早，天才麻麻亮，她没有看出这是件什么衣裳，是谁的，只是想衣裳裹在这里面，万一当柴火烧了多可惜，就去拣这衣裳。这一拣，叫她猛吓一跳，因为她摸到了一个冰凉的身体……
这是三个小时前的事情，现在这具冰凉的身体——尸体——已经从柴火堆里挖出来，被她的亲人哭闹着送到人武部，撂在进门的过道上。我是参加过抗美援越的，在战场上什么样的尸体都见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战友的，敌人的，美国人的，越南人的，缺胳膊的，丢脑袋的，瞪着眼的，伸着舌头的。总之，尸体我没少见过，这也算是我的一笔财富，起码不会被一具尸体吓倒。但是，当我在过道上看到这具尸体时，还是倒抽了一口冷气。首先，这不像一具尸体。我见过的尸体都是躺着的，不管是躺在床上还是地上，还是哪里，反正都是躺着的，手脚伸直，仰面平躺，即使一时不是这样躺的，马上也有人会帮助他（她）们这样躺好。这也是死人的基本姿态，也是活人对死人的一种约定。可是，这个简单的约定她却没有得到，她说是平躺着的，其实头和脚都没着地，两只手还紧紧握着拳头，有力地前伸着，几乎要碰到大腿。总之，她的身体像一张弓，不像一具尸体，看上去她似乎是正在做仰卧起坐，又似乎在顽强地做挣扎，不愿像死人一样躺下去，想坐起来，拔腿离去。这怎么看得下去？我对在场的那么多活人如此慢怠死者极为不满，气愤地拔开人墙，蹲下身，准备帮她躺好一点。以我的经验，死人都是听活人摆布的，即使有个别死者不太好摆布，也不是不能摆布，只是需要多一点耐心。但当我在摆弄她时，却发现我所有的努力都难济于事，她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又硬又冰冷，我按下去了上半身，下半身随之翘得更高，按下去了下半身，上半身又翘得更高，好像我在玩耍一块跷跷板似的。与此同时，我又发现这具尸体还有一个骇人之处，就是她脸上、手上、脖子、脚踝等裸露的地方，绵绵地透出一种阴森森的乌色，乌青乌青，而且以此可以想像整个人都是乌青的。我们走了一路，昨天才分的手，我当然有印象，她肤色本来是很白嫩的（这一带的姑娘皮肤都很白很嫩，也许是富春江的水养人吧），想不到一夜间，生变成了死，连白嫩的皮肉的也变成了乌青，像这一夜她一直在用文火煮着，现在已经煮得烂熟，连颜色都变了，吃进了当归、黑豆等佐料的颜色，变成了一种乌骨鸡的颜色。一具乌青的尸体并不比一具弓着的、想坐起来的尸体不让人感到疹人。再仔细看，我还发现她的嘴角、鼻孔、耳朵等处都有成行的婉蜒的污迹。据她父亲说，这是血迹，只是因为乌了身子，所以看起来不像血迹，像污垢。我马上想到一个词：七窍流血。
这是一种痛苦的死的象征。
这具尸体，浑身上下都在告诉活人：她死得非常惨烈、痛苦。
我相信，每一个活人见了这样一具尸体，都会对死者涌起强烈的同情心，至于她的亲人们，这种同情转眼即可变成愤怒，寻找发泄的对象。我刚进人武部时，就闻到一股怒气，迷漫在院子里，凝结在一张张木讷又悲伤的脸上。我敏感到，我极可能成为死者亲人发泄愤怒的突破口，所以我在面对死者时，完全把死者当作战友，尽量显出足够的悲愤，流了泪，又骂了死者，痛心疾首的样子。这确实一定起到了缓和他们情绪的作用，但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我想得到——谁都想得到，他们做出这出格行为，把死者老大远扛来，决不是为了听我们说几句安慰话，博得我们一点同情。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从他们已有的做法——一种刁难人的架势看，他们一定有更刁蛮的意图。过道上站满了人，我看至少有近20人，院子里还有。据说都是死者亲人，也不知从哪来这么多亲人，想必与死者沾一点亲故关系的人都来了。人多势众。人多事多。人多事乱。走道上闹哄哄的，院子里哭声连成一片，也没人去做安慰工作。人武部的同志都文绉绉的，这种事情也许从没遇到过，遇到了就六神无主的，人影东窜西窜，就不知道从何下手。刚才我回来时，院门都还敞开着，围观的人拢了一圈又一圈。相比，我毕竟是打过仗的，这种场面经得多，心里乱是乱，但还沉得住气，没有乱了套。我进门马上吩咐哨兵关了院门——按说，这种情况院门早该关闭。
从死者身边站起来，我心里已经想好，必须先发制人，把这么多人遣散了，否则事情只会越来越乱，越闹越大。我看过死者填的表，知道她父亲是村长，当然也是党员。所以，我先找到父亲，软中有硬地对他说了两层意思：
1、作为一个党员，他把女儿尸体抬出来的做法是错误的，但心情可以理解，所以也可以谅解。
2、出了事是要解决事情，不是要生出更多事情，但这么多人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他想解决事情，死者家人可以留下，其余人必须马上回去，否则以闹事看待，我们马上通知公安来人处理。
最后，我指着人武部长办公室的窗户对他说：我这就去办公室等你来谈事，但那么多人不走，我是不会让你进办公室的。说完，我掉头就走，根本不给他申辩的机会。有人叫嚷起来，说不能让我走，但没人上来阻拦。等我进了楼，走进办公室，我从窗户里看到，父亲已经在劝那些人走。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约摸十分钟后，人陆续走离了，只剩下三个人，都是死者的直系亲人，父亲，母亲，哥哥。这时候，我来到院子，邀请他们去办公室。刚进楼，父亲看女儿的尸体不见了，以为我们想搞什么阴谋诡计，勃然大怒。我向他解释，把死者丢弃在地上是对死者的不尊重，所以我们才把她移进屋子里，并带他们去看。屋子是人武部的活动室，这里有一台乒乓球桌，死者现在就躺在乒乓球桌上，我们还给她枕了枕头，盖了白床单。这样看起来死者才像个死者，而不像刚才，像个炸弹似的丢在地上，看了谁都心惊肉跳的。屋子里有一长排靠背椅，是打球的人休息的。父亲不知是累了，还是怕我们私藏尸体，不愿意离开屋子，进屋就坐在椅子上，说有事在这儿谈。说着，掏出烟来抽，一副牛拉不动的样子。这样，最后我们只好搬来凳子，坐在死者身边，如果死者有灵，我们谈什么想必她是都听到的。
以为是一场恶战，但事实上还是比较平静的，几乎没什么火星子，双方都拿出足够的理智和道德。父亲其实不是个刁蛮的人，只是架势有些难看，真坐下来后还是尽量克制自己情绪，有甚说甚，说明他确实是来谈事的。他表示，他扛着尸体上门，一不是来诈钱，二不是衅事，来这么多人，全不是他喊来，都是跟来的，也许因为他是村长的缘故吧。他说，女儿死了，这是她的命，怪不得我们，要怪应该怪他——“是我把女儿逼死的”。他确实这么说的，原话如此。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简直让我感动。他说，昨天下午人武部的同志把女儿给他送回来，白纸黑字地告诉他女儿犯了什么事后，他羞愧得简直要钻地，像被人扒光了衣服，一家人的衣服都给扒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想说什么，只想打死这个畜生。他这么想着，上去就给女儿一个大巴掌。后来，在场的人武部同志告诉我，那个巴掌打得比拳头还重，女儿当场闷倒在地，满嘴的血，半张脸看着就肿了。但父亲还是不罢手，冲上去要用脚踢她，幸亏有人及时上前抱住他。人武部的同志说，他们正因为觉得这父亲火气太大，临走前专门留话，警告他不能再打女儿，否则以后这村里的兵一个不招了。这当然是威胁，但可见当时父亲的样子有多可怕。
父亲说，人武部的同志走后，他确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