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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领导兴中会也仍在国外进行活动，在华侨中发展组织，宣传革命，跟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中山发表了《敬告同乡书》，严格区分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揭露了梁启超假革命真保皇的面目，指出革命与保皇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孙中山旗帜鲜明的革命言论，澄清了是非，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还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充满信心地指出：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②。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展开了建立革命组织的活动，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相继成立，并多次组织武装起义。
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参与了《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创办，报名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后又在军国民教育会中担任运动员。光绪二十九年夏，黄兴受军国民教育会的派遣，回国进行革命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黄兴和湖南的革命志士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人，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 年2 月15 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了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武装起义。黄兴等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商定在慈禧太后70 岁生日（十月初十日，11 月16 日）那天，在长沙举行祝寿典礼的皇殿预埋炸弹，以便一举消灭前来参加典礼的全省高级文武官员，乘势占领长沙，并在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策动响应。他们还联络了外省的革命党人，以配合这次起义。但在起义前夕计划泄漏，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兴等华兴会骨干辗转逃亡日本。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 年7 月3 日），刘静庵、张难先、曹亚伯等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了科学补习所，暗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一方面在湖北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一方面与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的长沙起义。华兴会起义计划泄漏后，科学补习所也随之受到了牵连而被迫停止了活动。后来，刘静庵等又在科学补习所的基础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组成了新的革命团体日知会，继续坚持革命活动。
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 年11 月），另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① 《江苏》第4 期，《纪事》，《本省时评》。
②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 卷，第254—255 页。
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主要骨干有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当时因“苏报案”而尚在狱中的章太炎也与闻其事。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具有较为浓厚的反满色彩。光复会成立后，就着手联络江浙一带的会党，努力策划武装起义，并以此与华兴会在湖南的起义相呼应。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光复会的起义也被迫暂时中止。
除以上比较重要的有较大影响的革命团体之外，当时在国内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革命团体，如福建的文明社、汉族独立会，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易知社、自强会，江苏的强国会，陕西的励学斋，四川的公强会，等等。这些革命团体虽然带有一定的地域性，往往是各自为战、分散活动，但是，它们大都以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实现民主共和为其政治目标，努力宣传革命思想，积极策划武装暴动。这些革命团体的建立及其活动，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使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条件日趋成熟。
第十三章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清廷的“预备立宪”
第一节中国同盟会的成立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使原来由各革命团体分头活动的斗争形式，已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革命党人深切地感到有必要组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来领导革命运动。于是，深孚众望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开始同各革命团体的负责人广泛接触，致力于建立起一个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明确的政治纲领的革命政党。经过与黄兴、宋教仁等人的磋商，决定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指挥全国革命斗争。经孙中山提议，该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 年8 月20 日），孙中山和黄兴等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部分成员，在日本东京正式举行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的章程，选举出它的领导机构，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
同盟会的本部设在东京，其机构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有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总理外出时，即由黄兴负责主持本部工作。国内分设东、西、南、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和弊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为了能够使中国在革命成功后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以致造成新的社会危机，他提出了民生主义，希望能够“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①。
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它的提出，对于统一革命党人的思想，动员、号召群众，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同盟会的纲领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战斗口号，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因此，它是一个不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此外，同盟会成员对其纲领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只是从单纯反满的角度去理解民族主义，有的不赞成民生主义，而只接受民族、民权主义，有的虽然接受了三民主义，但在具体解释上却又有着很大的差异。在组织方面，同盟会所计划中的组织系统，始终未能完备地建立起来。在支部一级，仅建立了海外的南洋支部和国内的南方支部。本部和地方分会之间还缺乏紧密有效的联系，而且同盟会内部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派系斗争。这一切，都为日后革命运动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尽管还存在着种种缺点和不足，但它毕竟使中国革命有了一个领导核心和统一的指导思想。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的形成，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预示着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同盟会成立后，在孙中山领导下，立即着手在两个方面展开了革命活动。一是在政治思想上对改良派的论战，一是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就在同盟会成立的当年，清廷迫于形势宣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于次年宣布了“预备立宪”。此举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大① 《〈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 卷，第289 页。
受鼓舞，他们更加起劲地宣传保皇立宪，反对革命。为了使民主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就必须对改良派的改良主张予以批判。革命党人在《民报》创刊号上发表文章，阐述三民主义学说，宣传以共和代专制，用革命救中国，并点名抨击了康、梁的观点。改良派立刻撰文反击。从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905—1907）间，双方分别以东京的《民报》和横滨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两派在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和香港等地的报纸，也相继投入了战斗。
论战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很广，但论战的中心问题还是围绕着同盟会所提出的纲领即三民主义而进行的，也就是中国是否应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的统治，是否应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
改良派竭力歌颂君主立宪，诋毁革命。他们认为要使中国富强，不必推翻清廷，只要劝清廷改良，要求它实行君主立宪就可以了。他们攻击革命，断言革命必将造成社会的动荡，招致外国干涉，导致国家的灭亡。康有为诋毁革命是“杀人流血”，声称：“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①对此，革命党人针锋相对地指出：清廷一点权利也不肯放弃，根本不可能实行君主立宪。他们指出清廷已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果不推翻清廷的反动统治，中国将被它完全断送。他们认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①他们还指出，革命可以“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腐败而已，苦痛而已”②。在革命战争中，杀人流血是不可不免的。但革命正是要以流血换来不流血，换来广大人民群众免受反动统治阶级的蹂躏、屠杀。革命派认为，中国所面临的被瓜分的危险，也不是来自革命，而在于清廷的腐败和卖国。所以，推翻清廷的革命正可以避免中国被列强所瓜分。
中国是否能够建立民主共和国，是这次论战的又一个重点。康、梁一贯认为政治改革必须循序渐进，经过一个长期的君主立宪阶段，然后才能实行民主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