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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爸从牛棚放出来过年了！”妈不敢大声，又使着劲，所以挤眉弄眼的。
我说我要守着朱阿姨。有这么多的人要来掀朱阿姨的被子，守还守不住，怎么可以走开呢？
妈说：“已经五天了，她不会好转来了！”
我说我不能把朱阿姨留给那些眼睛，那些眼睛原先是不配看朱阿姨的脸的。
妈看着我又脏又倔强的脸，过了好一阵说：“朱阿姨好转来，回到戏台上照样出名，才不会记得你呢！”
等朱阿姨醒来，头一句话我要跟她讲的，就是：“千万别回戏台了。”
妈决定不跟我啰唆，上来扯起我就走。她那冷冷的、软和的雪花膏气味让我感到好亲、好亲。我回头看一眼朱阿姨，她还在脏棉被下很惨很惨地躺着。我突然双手抱紧我妈的手，全世界只有这只带雪花膏气味的手是干净的。被这只手拉着是安全的、幸运的。
我牵着妈的手回到了家。爸成了个老农民，直眉愣眼地把下巴颏放在桌沿上，喝稀饭。他和妈问我什么我都不响。看守了朱阿姨五天五夜，我已变成个更不响的人了。我一口一口往嘴里吸滚烫的稀饭，刚出芽的门牙给稀饭烫得发痛。
我只想去跟一个人讲话。韦志远。他不在那个板凳上坐着了，不知去了哪里。一个磨剪子镪菜刀的河南人东唱一声西唱一声地走进大门。
大年夜一过我就回到医院。朱阿姨的床空了，氧气瓶还斜躺在那里。曾经在她身体里有进有出的一堆管子乱七八糟地扔在床上，输液架上吊着的大小瓶子中都剩些药水，一个气泡也不冒了，成了死水。
我撞开护士值班室的门。这回是个年轻护士，也在打毛线，两根眉毛向额头上挑着，揪着眼皮，不然眼皮无论如何是要合到一块了。
我问她朱阿姨去了哪里。
她眼一大，又小回去。手上针脚一点不错地告诉我： 除夕医院人手少，病员也都准许回家过年了，不晓得谁乘机跑来，把朱依锦的氧气管拔了，把所有的管子、针头全拔了。
“那朱阿姨呢？”我脑子轰隆隆响，自己讲话自己也听不清。
“死了呗。”
我瞪着眼看着护士。
“那还不死？”护士伸个懒腰。
“谁拔的？”我半天才问。
“我怎么会晓得？唉，你把门关上！这点暖气还不够你往外放！……看着我做什么？告诉你她死了嘛！”
朱阿姨死了。我沿着空荡荡的走廊往楼梯走。一个人也没有，一个观众也没有了。真的是散了戏。我觉得我很瞌睡。
清早我去找韦志远。那个板凳还是空着。我踩着死竹叶穿过死竹林，去敲他那猪圈宿舍的门。韦志远把门从里面拴住，敲得我手指骨头都快碎了，门才开条缝。门缝里是韦志远和平鸽一样的脸，斗鸡眼不看我，看我的背后。
我跟他说有人把朱阿姨害死了。他说他知道了。他不像一清早刚爬起床的人带一股臭烘烘的暖气。他冰冷的清醒。
我说外面好冷，我要进去。他说你不能进去。我说我一定要进去，他说你走开。我说我非进去不可，他说你给我滚蛋。
门关上了。我突然感觉韦志远的屋里不只他一人。我跑到后面窗户，窗户糊了报纸。一看，报纸是昨天的！拾废纸的小老头把废纸梱子堆在墙边，我把它们摞起来，爬上去。我现在是站在窗台上了。伸手可以构到瓦缝里吊着的一束灰尘结的黑絮。
窗子顶上有一条缝是报纸没能遮住的。我踮起脚把眼睛构到那条缝上。屋顶四周堆满了书，全是赤膊书，没有封皮。韦志远蹲在屋中央，把一本书一页一页撕下，填进小火炉里。我眼睛向屋的各个角落搜索，屋里的确只有他一个人。我还感觉什么地方肯定有另一个人。
这时我看到了他的床。床也是冰冷的清醒，床中央有块皱巴巴的绿色。我认出来了： 那是朱阿姨的手帕。朱阿姨一身给剥得净光，只有头发上系着这块手绢，一直系着，一定是她在吞安眠药前能想到的唯一的打扮。
韦志远始终没抬头来发现我。他就那样安安静静，一页页地把书塞进炉子。
我跳下废纸的垛子，沿着黄白黄白的死去的竹林往回走。死竹叶在我脚下响得好急。快出竹林子，我回头，看见韦志远屋顶的铁皮烟囱里飞出灰白的纸灰，有些片儿大，有些片儿小，在灰白的天空里不断翻身。
年过后，韦志远辞职回乡下去了。我有时会坐到他那个板凳上，学他的样光看人的脚。我成了个更不响的人。
第二章梨花疫（1）
最初余老头是乘“伏而加”轿车进这扇大门的。那时大家还叫他余司令。但我见到的余老头，就是个常坐在大门口醒酒，指挥粪车上下坡，跟出入的娘姨瞎搭讪的醉汉。他犯了很多错误，全是风流错误。几年后他就“留职察看”了，就是说，他再犯一个错误，“作家协会”这个饭碗，他就彻底砸了。因此他对人说：“你看我倒霉不倒霉？就剩一个错误可犯了！”或者：“你别惹我，我还剩一个错误没犯呢！”
穗子当时还小，但她对“错误”和“罪过”心里已很有数。余老头再犯，也是错误，而她爸规规矩矩，犯的却是罪过。
大门有四扇玻璃门，砸烂一扇，就用三合板封掉一扇。那年头公共场所的问题全是这样解决的。坏一个马桶，就堵了它，坏一个灯泡，就让它瞎着。到了这一年，四扇玻璃门给封了三扇，人们就侧起身进出，非得面对面来完成这个交错。这一年每个人都在叛卖另外的人，最是不该打这样的照面。换了穗子，穗子死也不会跟对面的人紧密相错的；冬衣穿得人都很庞大，对方的棉袄前襟蹭着了穗子的下巴颏，那前襟上有芋干糊、玉米饼渣和吐出来的山芋酒。
大门的对面是梨花街。梨花街若没有梨花非常贫贱。要没有梨花，余老头也不会对走来的女叫花子突然痴迷。很可惜我已经忘掉了女叫花子的名字，那我就以穗子当年的水平叫她萍子吧。
萍子就从梨花街朝这儿走，鳔着污垢失去光泽的头发上沾了三两点梨花。余老头一大半时间作醉汉，一小半时间作诗人，但就是在看见女叫花萍子的时分，余老头的两个一半才合而为一。他原本是要错过穗子进大门的，偶然一扭头看见了梨花街上的萍子，就改了初衷转身又出门去。最开始穗子认定余老头不愿和她照面，因为穗子深信余老头一不当心陷害了穗子的父亲。余老头知道穗子眼下营养不良和他有关，所以在这六岁小姑娘面前心虚。不过后来穗子明白，她担心人们会心虚是无道理的。人们在加害于人时从不心虚，从不会难为情。
世界上不会难为情的人又当数余老头为最。他会匆匆走到伙房后面，一边跟两个女伙闲扯一边往煤堆上小便。余老头还会在梨花街乘凉睡着的女人旁边久久徘徊，还会叫住一个梨花街的少女，说：“你看你把馍渣吃哪儿来了！”同时就用巴掌在少女胸前掸：“馍渣”。这时候余老头就会笑。余老头的笑是由一大嘴牙和无数皱纹组成的；而且余老头一个人长了两个人的牙，一张脸上长了三张脸的皱纹。那是怎样藏污纳垢的牙和皱纹啊！穗子以后的一生，再没见过比余老头更好的龌龊欢笑了。
余老头看着女叫花萍子一点一点走近时，脸上就堆起这样的欢笑。穗子后来想，如果词典上“眉开眼笑”一词的旁边，并排放一张余老头此刻的笑脸，编词典的人实在可以不必废话了。
好了，余老头现在在女叫花对面站着，中间隔一些梨花和刚晒出来的被单、衣裤、尿布。梨花街上的被单和尿布差别不大。萍子的头一次登场很占梨花的便宜，显得美丽、合时节。余老头虽然是个老粗，但碰巧知道“山鬼”，余老头眼前的萍子一下子升华了。余老头于是变得柔肠寸断，风流多情。
萍子是背着她半岁的儿子从梨花街走来的。背孩子的红布带子在她黑色夹袄上打个交叉，你可以想像这一面酥胸在余老头半酒半诗的眼里会怎样。余老头的眼睛就成了两只手。萍子在马路那边，感觉余老头目光中的手弄得她痒痒的。她给了他一个白眼。萍子毛茸茸的眼睛这下彻底暴露了她的姿色。
余老头没有老婆，他在胶东打游击时，最中意的一位相好让日本人杀了。那时候余老头腰间挎着驳壳枪，枪柄上红绸巾起舞，骑一匹大马，在每个村子里都发展根据地、党组织、儿童团、妇救会和相好。相好们都叫余老头“余司令”，那些年司令特别多。余司令不愿伤相好们的心，绝不娶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仗打胜了，余老头就让相好们伺候着喝点土酒，写一些山东快书。最终是山东快书消灭了所向无敌的余司令，而不是日军或国军的子弹。因为余老头给提拔成了诗人，枪也因此给缴了。余老头天生有种敢死队气质，打起仗来异常骁勇，但一没仗打，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天性就成了土匪气。所以进城后的余老头就像一个漏网土匪，上菜场突然看见有卖他久违的山东大葱，上去拎一捆就走。售货员说：“唉唉唉！”余老头便回答她：“老子脑瓜掖裤腰里给你打天下，吃你捆大葱咋着？”穗子印象里，父亲一听见余老头乍乍呼呼从走廊上走来，马上使眼色要母亲关门、上锁。
现在萍子跟余老头就隔着一条马路。穗子不知为什么对此刻的余老头那样关注。她加入了四五个女孩的游戏： 从大门台阶的自行车道上往下滑。自行车道因为天长日久做孩子们的滑梯，变得大理石一样细腻光亮，滑起来比真正的滑梯更具有冲刺感。但穗子始终盯紧余老头。余老头打过穗子父亲一次，把父亲胳膊反拧，拧得很高，使父亲稍一斜眼就能自己给自己看手相。余老头认为他写不出东西、找�